观新创徽剧《包公出山》有感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观新创徽剧《包公出山》有感

翁 飞

包拯为北宋一代名臣,千百年来,一直以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载于史册。他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敢于冒犯权臣执法如山。当时京师汴梁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谣。“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磨。”这世代传诵的诗句,更表达了人民对包拯的崇高赞誉。民间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且断案如神,故有“包青天”美名。

历史上真实的包拯作为法官判案,只有在天长县知县任上的“牛舌案”,还有任开封府尹时不畏权贵整治河道等少数案例。他的仕途履历,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财政税收的经济领域,曾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河北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权三司使、三司使等国家财政部门的官员,据宋史研究权威、安徽师大杨国宜教授在《包拯集校注》(黄山书社1999年6月版)的初略统计,包拯在经济方面的奏疏文字占了全部奏疏的40%左右。由于北宋政府已经出现了“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的财政困难,包拯关心国计民生,提出很多兴利除弊的财税改革主张,并且为此多次上疏,甚至不惜犯言直谏,弹劾贪官污吏。关心国计民生、与反贪倡廉,是包拯民本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正因此,包拯才能作为一个爱民护国的千古清官,活在人民心中。

至于家喻户晓的“陈州放粮”,则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的故事演化而来,并被改编成京剧折子戏《打銮驾》、《铡庞昱》(又名《铡国舅》)、川剧《打銮清官》、汉剧《打金銮》、以及滇剧、湘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豫剧等多种剧目,脍炙人口。这也说明了,艺术的塑造性和历史的真实性,是可以互相关联沟通的,就像史学名著《三国志》和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同样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当然,一部优秀的历史剧作,一定要深深植根于历史的真实性之中。

安徽省徽京剧院的新创徽剧《包公出山》就是这样一部佳作。故事主要取材于关汉卿的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这也是一出家喻户晓的重头包公戏。元剧的剧情是:“皇亲葛彪横行霸道。一天,他在街上无端撞死王老汉,竟扬长而去。王老汉三个儿子激怒之下,围住葛彪痛殴,失手把他打死,被抓入官府,按律须偿命。包拯在审问时,查明是葛彪行凶在前,王家三兄弟痛殴于后,又看到三兄弟争相自认杀手,而王母更请求包公宽恕王老汉前妻两个儿子,由她亲生儿子抵罪。包公十分感动,想起他在梦境里曾经救活了一支落入蛛网的小蝴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杀了偷马贼赵顽驴代王三儿偿命,又嘉奖了王母,令全家团圆。”

而徽京剧院的新创徽剧《包公出山》则做了独具匠心的改编创作。首先,编剧把故事发生的历史场景定格在包拯中进士后辞官不就、归乡事亲直至父母双亡、守孝十余年、终于39岁离开故乡、重新踏上仕途这段时期。正是在这十余年中,包公明确了一生仕官之准则、方向。所以剧中不但要表现包公之“孝”,更要突出他的“道”——为官处事之道。在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后,编剧特别注意到:包拯自述情怀的《明志诗》,这是包公踏上仕途后存世的唯一一首诗作:“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他认为:其中“直道”二字,便是诗眼,是包公存身、立足、仕官、事君之本。也是本剧的主题、主旨所在。

其次,为了衬托历史场景的真实性,编剧又请来两位历史人物登上舞台,包拯的恩师刘筠和同学好友文彦博。

刘筠(971~1031),字子仪,河北大名府人。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同时,他也是一位诗人、学者,刚刚出道,就被著名诗人杨亿欣赏举拔,以一后学,很快就与杨亿齐名,世称“杨刘”。后来又被选为翰林学士,参与皇家最重要的文化工程:编修《图经》、《册府元龟》等。宋史上对于刘筠的记载:“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遇事明达,而其治尚简严。”禁院即翰林院,贡部是主管科举的部门,刘筠三次主掌贡部,对科举制度做出一个空前而重大的改革。他认为科举目的是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不能只关注文墨。必须打破唐代以来进士考试侧重诗赋的传统,改为以考策论为主。这个改革,给宋代社会政治带来很大进步,为国家选拨了许多优秀人才,比如后来的包拯、三苏父子、王安石等宋代的良臣,都得益于此。刘筠曾两度外放地方官,到任地方都是庐州,正是在风景秀丽的香花墩,他慧眼识才,发现了埋头苦读的青年包拯。宋仁宗天圣五年,包拯参加进士考试,恰巧遇上刘筠第三次担任主考官,包拯一举上榜。刘筠喜爱庐州,终老后在庐江建造墓室归葬于此。因此,编剧把包拯接手恩师刘筠交付的一桩公案,作为“包公出山”的背景,于情于理都能说得通。

然而,长期的乡野生活使包拯不能马上适应波谲云诡的官场,原以为一腔热血就能换来卓越功绩,“直道而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从剧中众人口中“包犟子”的戏称就能看出。于是他的另一位同学、至交好友文彦博(1006~1097)就出场了。

在文彦博著的《潞公集》里,有《寄友人包兼济拯》律诗一首:

缔交何止号如龙,发箧畴年绛帐同,

方领聚游多雅致,幅巾佳论有清风。

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

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

诗的字里行间,充分描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和文采风流。两人同学伴游,谈古论今,包拯字希仁,传记中说他字“希文”,世人一般不知他还有“兼济”之名,文彦博诗题用“兼济”二字,足见相知之深。交情的延伸,就是文、包两家结为儿女亲家。在1973年出土的包氏家族墓园墓志铭中, 包拯次子包绶墓志铭里有“再娶故相太师潞国公之女文氏”字样,这位“故相太师潞国公”正是文彦博的最高官衔,指明了包绶是文彦博的东床佳婿。

刘筠和文彦博,是两位北宋大名臣,他们的登台,对于剧情的起落波折、和包拯的“直道”为官断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在审案过程中,当包拯听到王婆极力为大儿子、二儿子脱罪,宁愿让小儿子为权贵以死抵命时,便呵斥王婆存心偏袒亲儿,狠心让“螟蛉之子”代为偿命。待得知真相后,才感叹“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检讨自身之余,决定帮他们脱罪,让其一家团聚。为帮助王氏一家,包拯找到文彦博以寻对策。他认为把整件事情直书皇上,是权贵葛彪打死人在先,就能替王氏三兄弟求情,赦免他们的死罪。而深谙官场“潜规则的”文彦博,却主张采取“迂回战术” ,找出葛家以往的罪行作为筹码,让他们不敢追究此事,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初出茅庐的包拯面对处之若泰的昔日同窗、今日同僚,他思忖着、疑惑着,不断在取“曲”还是取“直” 、 “坚持自我”还是“否定自我”的焦灼感中摇摆彷徨,就在准备放弃“坚守”时,文彦博“献锦”一事如当头棒喝唤醒了包拯,这个“直道天下一根筋”犟到底的“包犟子”,在实践中重新“肯定自我”之后,又一次得到了成长的“勋章”。

如果说这件案子的复杂棘手和文彦博道出的官场“潜规则”,对包拯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那么恩师刘筠用实际行动对他的苦心劝诫无疑是一股巨流,把他推向了自我抉择、审定的顶峰。公案自然还没有解决,但文彦博却因“献锦”一事牵连被贬。刘筠已生退隐之心,在离开之前,用偷马贼的尸体换得王三兄弟无恙,并安排王氏一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面对恩师的所作所为,包拯震惊、不解,开始觉得心中的信仰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准则” ,试图调整自己的思维导向……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不负朝廷”、“致君泽民”而无愧于心?“直道多不容,枉道夫岂可” ,包拯最终攻破了心中郁结的块垒,以“不敢不守天下之直”的决心,说服了恩师刘筠,感化了王氏母子,奏上他复出审案的第一本奏疏,表彰王氏母子的大孝大爱。坚定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清官戏”所以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国老百姓爱看爱唱的传统剧目,包拯作为清官的典型,他所奉行的“直道”就是符合民心的为官之道,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之道。徽剧号称“京剧之母”,音乐唱腔优美,表演艺术丰富多彩,技艺精湛。文戏具有载歌载舞、委婉细腻其特点;武戏则粗犷、炽热、功夫精深、善于高台跌扑而震惊观众;同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风趣、诙谐和语言吸引着观众。这在《包公出山》剧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包公出山》整体上看属于文戏,舞台画面凝重而不失多采多姿,具有雕塑造型的美感。饰演包公的国家一级演员董成,早在1997年担纲新创徽剧《刘铭传》时(我是该剧历史顾问),就亲眼见过他对艺术精益求精,每一段唱腔、每一个舞台身段,都反复打磨几十上百编,功夫不负有心人,该剧当年囊括国家五个一奖、曹禺戏剧奖、文化奖等一系列国家大奖,董成也一剧成名。这次他在舞台上是徽剧的正生,从唱腔、举止,到深度的心理道白,堪称是炉火纯青了。饰演文彦博的青年演员张凯,是剧中的小生,作为徽剧的后起之秀,他的言谈举止,在剧中也有不俗的表演,塑造出文彦博这样一个集智慧灵巧于一身的精英官僚形象;另一位专攻老生的青年演员刘旻、饰演包拯恩师刘筠,以及专攻老旦的王喆、在剧中饰演王婆,花旦演员罗丽萍、饰演包公夫人董氏,都体显现出深厚的功底,这也说明安徽徽京剧院在新时代顺应改革大潮,着力培养戏剧新人,传承创新,后浪推前浪,潜力无限。

安徽省徽京剧院排演出《包公出山》,契合了当下弘扬良好家风家训、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主题,有利于为我国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观赏它、喜爱它。

2021年8月5日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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