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封漫游记:苏轼欧阳修租房住,皇帝也逛茶肆酒楼

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宣和殿上眺望远处的拂云阁和茗春坊。视觉中国供图

当我们回看过去,“历史创造”不再是唯一的视角,“地理创造”成了帮助我们审视过去的一个新帮手。宋朝的开封,给了民众进入都城的权利,并在空间建设上,首次把都城当成了“人民的城市”,而不全是“皇帝的城市”——如同在北方的秦汉都城长安和洛阳那样。

根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空间对人的行为具有制约和诱导作用,空间在人之上,为人的行为立法。以此为基调,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了什么样的空间,才有了什么样的社会生活。

后梁、后晋、后汉,都定都开封。但由于政权更迭太快,前几个王朝还没来得及进行都城建设。951年,周世宗郭威即位,而旧开封城,城垣毁坏,街衢拥挤。5年后,天下初定,郭威决定“将便公私,须广都邑”。

《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书的作者迪特·库恩说:“在规划设计里,土地如何使用是朝廷及其官僚机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与早期的王朝不一样的是,此后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包括官员、商人、贸易者、工匠、手艺人,都能在城里自由定居,在他们买得起的地方建造房屋。”

一千年前的开封,“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很可能在19世纪以前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城市超越”。著名汉学家伊懋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放开封闭的“开封”

事实上,赵宋也像李唐一样,继承了前朝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遗产。都城的由“封”到“开”,成为名符其实的“开封”,肇始于北周。北周当政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由于内城空间狭窄,不得不向外扩张。但此扩张不像东晋的建康城,是为了皇城的壮观,让皇家更有面子,而是城市发展遇到了巨大的空间问题:内城屋宇交连、街道狭窄,夏间暑热难挡、经常多发火灾。

因此,周世宗在显德二年(955)四月,下了一道诏书,说明扩建外城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军营和官署的用地不足问题,更重要的是,着重于解决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即解决外来工商户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费猛涨的问题。

开封城是建立在旧城基础上的都城,由于都城的人口吸附效应,大量的屯驻军以及朝廷衙署的存在,城市空间被分配殆尽,用于企业经营的场所不足,企业租赁房屋的费用上涨,企业和朝廷从业人员缺乏足够的居住空间。

周世宗在扩建外城以后,立即疏通开封对外的水道交通。为了便于接待大量客商运输货品进入新扩建的外城,同时支持客商需要的“邸店”建设,允许民众自由建造房屋。

诏书上说,“其标内,俟县官(指政府)分画(划)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为了繁荣市场,周世宗还鼓励官员出资建设房屋,开设“邸店”或者租赁。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所画市井繁华,就是在这一政策下产生的。

汴水疏通后,亦只是一条水路而已,大将周景威很有商业眼光,于临汴风光尤佳处,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手诏奖谕”。

周景威所建的十三间房子,成为汴水边的标志性建筑“十三楼”。自此,开封官民开始在汴水边兴建房屋,沿水一带渐渐繁华起来。各类营业场所鳞次栉比,多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零售商铺。长街迤逦,约有5公里,坊巷院落难以计数。

开封城的空间正义:欧阳修38岁还租房住

北周的开封,首次把空间货币化,即人们可以自由在都城买卖房屋。房屋价格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地段、用途和商业上的盈利能力,与今天的交换原则基本相似。至宋,这个制度未变。

哪里人多,哪里的商品好卖,哪里的房屋价格就高,成了新的城市规则——按照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说法,宋朝的开封,其空间构建完全取决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城市的空间性,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与一切空间权力都在皇家和世家大族手里的秦汉不同,朱熹曾说:“且如祖宗朝,虽宰执亦是赁屋。”说明北宋在空间面前不分贵贱,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空间正义。所谓的空间正义,意味着在空间占有方面,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除了皇帝(宗室也同样如此,他们共同居住在皇帝分配给的院落里,所居院落大小基本相同,生活水准也基本一样,并接受大宗正司的严格管束)。

北宋时的开封,并不为官员提供公有住房,只开具薪水,一应开支都是自己应付。因此,尽管儒家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在许多方面拥有特权,但在空间占有方面,基本平等。不管你是什么来头,知名度多高,在空间面前,与普通人回到同一起跑线。

苏东坡21岁与弟弟苏辙跟着父亲苏洵到开封赶考,父子三人一块儿租住在太平兴国寺的澡堂子里,整整住了一年才搬走。欧阳修24岁中进士,在开封赁屋而居,38岁升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仍然赁屋而居。

北宋时的开封,人们在空间面前具有平等性,基本杜绝了特权阶层通过非正义程序造成的不平等;而通过扩大外城,鼓励居民自建,也最大程度地矫正由市场导致的不平等。

都城里的新空间:勾栏瓦舍、酒楼、茶肆

坊市制在北宋开始崩溃,形成了临街开店的商业街市。北宋时期的开封城,商业繁盛,据元丰八年(1085)的记载,当时加入行会组织的“诸色行户”,共有6400多户。随着商业的繁荣,各类新的公共空间也不断生产出来。

最突出的是“勾栏瓦舍”,做为一种新的商业业态,成为满足城市中下层百姓需求的娱乐空间。瓦舍是综合娱乐城,勾栏是剧院。

“勾栏瓦舍”的出现,表明宋朝的开封已经允许民间建设自己的“公共娱乐空间”。随着“勾栏”里的表演水平越来越高,渐渐出现了明星式的艺人,连皇室成员也成为这里的观众。

某位皇室公主,日日勾连于此,连夫婿生病,也不在床边照顾。但由此可见,城市娱乐空间的出现,改变了严格的阶级分隔,身份地位悬殊的人们,也可以在共同的空间里一起相处,共同享受。

开封娱乐空间的扩展,不是偶发的,而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城市里的民众对城市有更多的空间渴望,娱乐空间是情绪排泄的重要出口。“勾栏瓦舍”的出现,满足了城市居民对情感活动与精神娱乐的需要,也极大地丰富了都城的空间结构形态。

在开封,另一个新的空间形态是酒楼。

秦汉期间,入夜宵禁已为成规,违反此例者,将被治罪。这样的城市生态,不可能生长出适宜夜间活动的娱乐空间,比如酒楼。《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965)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己未,不得禁止。”此令一出,夜市自此蓬勃发展,至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尤盛。

开宝七年(974)正月十四日,宋太祖巡幸大相国寺,返回途中,少驻酒户孙守彬楼,然后又至白矾楼观杂戏。北宋僧人文莹,在其笔记《湘山野录》里记载:日本使者来宋朝贡,真宗大喜,要求日本国建一个“神光寺”,来护佑国家,因此需要给“神光寺”写一个寺记,遍寻大学士张君房不见,原来此公正在白矾楼饮酒作乐。

北宋酒楼的高度,竟然可以超出皇宫,比如丰乐楼的内西楼,后来不得不“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这意味着,从楼上可以看到大内的人物景色。代表世俗社会的酒楼能高出皇宫,在其他朝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表明皇家权力在空间管理方面,已经开始松动。

开封城的另一个新空间,是茶肆。

北宋的茶叶已经像米和盐一样,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为普通人服务的茶肆开始大量出现,成为都城新的娱乐空间和消费空间。像酒楼一样,皇帝也经常进入茶肆喝茶,贵族、大臣和诗人们也经常流连于此。

勾栏瓦舍、酒楼、茶肆,是宋代产生的新的都城空间。在宋代,商业经济、娱乐文化与政治之间,表现出相互融合的态势,“都城中心由单纯的政治功能性质向与城市生活组织密切联系、辐射范围更为广泛、功能更加多样化的复合性中心发展”(《北宋东京公共娱乐空间形态分析》,李瑞)。

与上一个统一王朝——唐代相比,空间的平等性首次明显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文彦博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赵普说“天下物,道理最大”。皇室不再是都城空间的惟一生产者和掌握者,开放、多元的空间,成为开封的活力之源。

(作者为历史学者)

孙晓飞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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