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勃
读《左传》，手边往往会放几部参考书。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不必说了，方朝晖先生的《春秋左传人物谱》，也是常会翻阅的（虽然他的评论，我大多不赞同）。这书的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把《左传》中某人分散在各年的事迹，抄撮在一起。
这样，阅读体验就好多了。
编年体的书，最大的麻烦，就是一年之中，互不相干的事太多，而一个人，一件事的首尾因果，又往往隔得非常开。往往看到某事的起因，要看几十页毫不相干的内容，才能看到此事的后续。
譬如说，《左传》里，伍子胥的曾祖父伍参，第一次出现是宣公十二年（前597），第二次提到他的名字，则是襄公二十六年（前547），中间整整隔了五十年。伍子胥本人，则是昭公二十年（前522）登场亮相，到昭公三十年（前512）再次出现，前后间隔也有十年。
所以，你要把《左传》里老伍家的遭遇组织成前后呼应的故事，读书必须极其仔细，大脑必须高度活跃，才能把这些零散的信息串起来。
但如果你读《史记》，《伍子胥列传》是一篇一气贯注神采飞扬的大文章，随随便便就读进去了。
当然，编年体有它的优势，比如《史记》把伍子胥的爷爷伍举，认作楚庄王（？—前591年）时候的人，脑子里如果有非常清楚的时间线，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但不管怎么说，比较可读性，《史记》完胜。
虽然文学批评家们倾向于赋予文学各种高大上的内涵，但庸俗地说，应该承认可读性也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
很大程度上，文学是共情的艺术。最容易唤起人的共情的，就是“人”。而纪传体，正是以“人”为中心的。
读《水浒传》，一般读者未必记得108条好汉的出场次序；读《西游记》，孙悟空先打哪个妖怪后打哪个，想必也很多人弄不清。要把这些捋清，需要有编年体的思维，而常人很难有这个意识。
记住《水浒》《西游》里的一些精彩故事，就容易多了，这是纪事本末体的思维。讲故事比做“大事编年”要亲民。
而就算所有的故事你都记不清了，但武松、林冲、孙悟空、猪八戒⋯⋯的形象，在你脑海中仍可能很鲜活生动，这就是纪传体的思维。
所以《史记》对文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发明了纪传体，这是最符合一般人的欣赏趣味的体裁。
而且可以说，纪传体不但降低了阅读的门槛，也降低了历史写作的门槛。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股子私家撰著历史书的风潮，纪传体的就有好多部，不成系统的杂史、杂传数量更庞大。是什么原因呢？纸的逐步普及使书写成本降低；社会上存在一个庞大的有闲阶级；大动荡的时代，张三李四都有反思历史的热情⋯⋯这种种理由之外还有一条，拿《史记》里的列传部分做范文，写人物传记，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要为某个朝代作一部编年体史书，那真是非专业的史官不能作；哪怕是要为某人编个年谱，也需要有很好的随时做记录的习惯。但写人物传记就不同了，你只需要把某人的姓名、籍贯一介绍，再拍拍脑袋想几件他生平有意义或有趣的事，大致做个先后排序，写下来，一篇人物传记也算完成了。
这么写下来的传记当然不见得靠谱，于是干脆以不靠谱为常规，这便连带着刺激了小说创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多少作家一动笔，难免都带着纪传体史书的腔调。
大家都熟悉《史记·项羽本纪》的开头：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
再看几篇小说：
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李娃传》）
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霍小玉传》）
王子服，莒之罗店人。早孤，绝惠⋯⋯（《聊斋志异·婴宁》）
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三国演义》）
都是这样，人物一出场，就老老实实介绍姓名、籍贯，标准的列传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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