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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
——《晋书·王羲之列传》
东床坦腹
在将近5000字的《晋书·王羲之列传》里，王羲之与东晋年间”琅琊王氏”中大多数成员一样，是以一位士族政界人物的姿态出现的。
在琅琊王氏内部，王羲之的家系地位并不算高。他的父亲王旷，与王导、王敦是堂兄弟。东晋时的裴启在《语林》里记载，西晋晚期，王导、王敦等人关起门来开会商量王氏的前途出路，这么重要的会议居然不让王旷参加，可见在家族内部，王旷并没有什么话语权。王旷没办法，只好”剔壁窥之”，这才说上话。据说南渡长江的主意，最早就是王旷提出来的。可惜在王羲之小的时候，王旷就在与前赵（十六国之一）的战争中败死了。
《帝王名臣像册之王羲之像》，清，纸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在东晋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时代，“琅琊王氏”就是王羲之佩在身上的一块“金字招牌”。从三国曹魏时期开始，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出身名门世家的“二代”“三代”们差不多都能弄个一官半职当当。这等于给士族子弟的仕途提供了优越平台。作为南渡后的第二代琅琊王氏子弟，他也并不缺少获得”大佬”赏识的机会。
郗鉴（269-339）是东晋早期的重要将领，历仕晋元帝、晋明帝、晋成帝三朝。他虽然参与平定“王敦之乱”，但后来变得与王导关系很好。《世说新语》就记载了郗鉴派心腹门生到王导家选女婿的轶事。门生挑选后回来向郗鉴报告：“王家的年轻人都不错，听说选婿，每人都在刻意准备。只有一个人，独自袒露腹背躺在床上睡大觉（“坦腹东床”），好像没听说选婿的消息一样。”郗鉴说：“这个人正合我心意！”后来询问，原来是王羲之，因而就将女儿郗璿嫁给王羲之。“东床快婿”的成语便因此而来。
《羲之装睡》，选自《丁筱芳画世说新语》
这段佳话，向来被看作王羲之宠辱不惊、性格洒脱的一个例证。这种气度和度量正是上流社会所推崇的，所以郗鉴对他自然很满意。此事也被收录进《世说新语》。但这段婚姻，又不纯粹是这个原因。当时，郗鉴手里有兵权，王导所代表的琅琊王氏则是东晋数一数二的门阀士族，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两人其实各有所需。魏晋史大家田余庆就认为：“琅琊王氏在王敦之乱后要想维持其家族势力于不坠，必须在有实力的朝臣中寻求支援。而琅琊王氏在政治上的继续存在，在当时又是约束庾氏（指庾亮，晋成帝的舅舅）专恣、稳定东晋政局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郗鉴选婿的本质，是两个家族政治上的联合，至于被选择者人品如何、才干几许，倒不是郗鉴与王导二人最关心的。当然，从郗鉴的角度看，他还是盼望挑选到琅琊王氏中表现优异的子弟，以便此后能作为这个家族的代表。但即使没有王羲之“坦腹东床”，这场政治联姻恐怕只不过换了一位新郎而已。毕竟，当时的士族联姻，先是求族，然后才是择人。
“右军”何来
与当时其他士族子弟类似，王羲之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踏上仕途。他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郎，工作职责是掌管公府图书典籍，校阅脱误，兼管宫禁中的藏书。
随后，王羲之又在执掌朝政的庾亮手下做参军，后来升为长史。庾亮很赏识他，临终前特别上疏称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并将其提升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由此在东晋朝中获得极高的声誉，几次被推举任侍中和吏部尚书这样重要的职位，但都被他拒绝。他的好友、扬州刺史殷浩劝其应命赴职护军将军，王羲之却回信说：“我向来不想做官（素自无廊庙志）。”
真的是这样吗？恐怕半真半假。王羲之不想干这个护军将军大约是真的。魏晋年间，护军将军是朝廷中央军统帅之一，为三品武官，地位并不算低，但在当时与诸少数民族政权紧张对峙的背景下，东晋的军队主要集中在荆州、扬州、江州、豫州等军事重镇中，中央控制的军队很少，而且装备很差，兵员不足，装备如铠甲、兵器、箭支、船只、马匹皆破旧瘦弱不堪，兵卒更是老弱参差。护军将军很难有所作为。所以王羲之在写给殷浩的回信里就说，如果朝廷真的需要我，自己甘愿到巴蜀、关陇等边防前线去。
但另一方面，王羲之说自己不想做官，恐怕也不是真实想法。这是因为，对朝廷征召推辞不就，本就是“魏晋名士”的清高作派。在这方面，殷浩就是典型例子。他自己曾多年不肯出来做官，朝廷三番五次下诏，他都推辞。谢尚（谢安的从兄）等人去请他做官，他不答应。谢尚等在回朝时商量说：“殷浩不出来主事，天下百姓怎么办？”庾翼（庾亮的弟弟）写信骂殷浩不愿做官是要学过去空谈老庄以致被俘身死的王衍。可殷浩依然不肯答应，这是因为，他要做的是大官，一般的征辟不在他的眼中。后来枭雄桓温雄踞荆州，东晋朝廷为对抗桓温，请殷浩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掌握长江下游地区军权，参与朝政。会稽王司马昱（后来的东晋简文帝）写信给他，说：“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兴废。”简直把他当成救星。结果，殷浩这次只摆了4个月的架子就出山了。
王羲之又何尝不想如此呢？拗不过殷浩的请求，他最后还是同意出任护军将军。但《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宣城郡在今天的皖南一带，是京师建康（南京）的西南门户。王羲之“苦求”宣城并非想去做宣城太守，而是在学习当年的庾亮以军职出镇宣城，掌控宣城及其周边区域的军事，从而达到拱卫京师、主政一方的目的。王羲之不愿在京师做个装点门面却没有实权的高官，他宁愿选择到巴蜀、关陇甚至宣城去做地方大员，从而拥有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王羲之还是有着颇为强烈的建功立业抱负的。
浙江绍兴王右军祠
不过，这一外放的愿望直到永和七年（351）才实现。这一年，49岁的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治所在今浙江绍兴）。《晋书》记载，他还在同时获得了“右军将军”的称号。日后人们尊称王羲之为“王右军”便是从此而来。譬如《世说新语》叙述魏晋人物的轶事，有四十多则说到王羲之。此书在提及王羲之时，就多称其为“王右军”。问题在于，王羲之之前担任的“护军将军”就是三品官，而“右军将军”却是个四品官。但他外放会稽显然不是贬斥，所以有看法就认为，这是唐人写《晋书》时搞错了，王羲之真正担任的是“右将军”，与“护军将军”一样，这也是个三品官，只不过从京官外放为地方官。这就显得正常了。
指点江山
会稽内史，其职级为太守，系会稽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西汉初年分封了许多诸侯王国，对王国内掌民政的主官，便使用了内史这个名称。东晋咸和元年（326），司马昱从琅琊王改封为会稽王，其时会稽不称郡而称会稽国。就任会稽内史后，直到去世，王羲之都再没有离开会稽。但他作为东晋朝廷命官，仍然对时政表现出高度的关注。
浙江绍兴王右军祠内的鹅池
永和五年（349），占据中原的后赵（十六国之一）皇帝石虎逝世，后赵随即因诸子夺位而陷入大乱。桓温上书请求北伐，东晋朝廷唯恐桓温北伐是假、发动军事叛乱是真，先是含糊应付，实在拖不过去了，就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统率北伐。但王羲之对此坚决反对，先后两次写信劝阻。在他看来，东晋国力本来就弱，桓温控制的长江中游荆襄地区也不会在军队和物资上对殷浩北伐予以支持。因此，东晋政权北伐所能动员的不过是春秋时的吴越旧地（今苏南上海及浙江一带）。王羲之因此断言，“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再加上将相不合，相互掣肘，北伐必然失败。
时局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殷浩本是一位优秀的文人学者，在清谈玄学方面造诣颇深，也正因为善于清谈而被重用。但他对军事指挥却一窍不通。永和八年（352），殷浩组织北伐。指挥大规模战争所需要拥有丰富的战备资源协调能力，大规模人员的统筹安排能力，还有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殷浩根本一无所长。结果，晋军才过了淮河就连遭败仗，损兵折将，狼狈退回江南。桓温乘机上书，弹劾殷浩。东晋朝廷丧失长江下游的主力，无法对抗桓温，只得牺牲殷浩，把这位清谈统帅废为庶人。殷浩在表面上一如既往，照旧清谈玄虚，只是经常在空中写“咄咄怪事”四个字发泄心中的愤懑。
他当然是有理由郁闷的。其实当时的东晋朝廷无意北伐，不过是被桓温逼到没有退路，硬着头皮上阵而已。道理也很简单，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被逐出长江流域的中原王朝，东晋政权从立国江东一开始就处于“寄人国土，常怀羞惭”的尴尬地位，北伐中原收复故土，因此也成为东晋时期最大的政治正确。加上当时后赵国中大乱，确实是个捡便宜的好时机，所以桓温提出北伐，朝廷没有理由拒绝，但又不想让桓温北伐成功进一步增加威望，那就只能让殷浩出马了。王羲之就事论事，自然难以体认到当权者心中的难言之隐。
作为琅琊王氏南渡第二代，王羲之虽然生于山东临沂，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美景与逐渐安定下来的社会局势，渐渐抹去了童年中的战乱阴影。他们已经不像父辈那样，感到江南和中原有“河山之异”，而是完全适应南方的生活，逐渐忘却“故国之思”。在这种情况下，王羲之对东晋的北伐行动也流露出消极态度。他在《遗殷浩书》中就认为，“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这就等于是要放弃江北土地，偏安江南。
避免无谓的北伐战争，安心开发江南，或许就是王羲之对时局的展望。但不能不说，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显出了王羲之不够成熟的一面。政治方面自不待言，放弃北伐旗帜等于放弃东晋的立国合法性，而在军事上，守江必须守淮，放弃淮河防线退守长江，终究也将难免“一片降幡出石头”的黯然结局。后世南陈如此羸弱，仍与北齐力争淮南以为江南屏藩，就是这个道理。
道胜宽和
不过话又说回来，王羲之也的确看到战争造成的赋役沉重、民生凋敝等严重的内政问题。北伐战争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老百姓和前线将士大量死亡；运输军粮远至千里，辗转流离，不胜其苦。这种生灵涂炭和经济凋敝的惨象，就连暴虐的秦代也没有达到。他在《遗殷浩书》中提到“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竞路，殆同秦政”。王羲之还尖锐地指出，老百姓不堪重负，秦代陈胜、吴广起义那样的农民起义，可能不久就要来了。
浙江绍兴越城区题扇桥
《姨母》《初月》二帖，东晋，王羲之（唐摹本），出自《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硬黄纸本，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因此，王羲之主张偃武修文、宽简施政——所谓“道胜宽和为本”。在出任护军将军时，面对手下一帮老弱病残士卒，他写了一篇《临护军教》，后来收录进《全晋文》。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今所任要在于公役均平”，大意是讲，你们对自己遇到的困难，可以畅所欲言，军营中如有老弱多病、不能温饱或无法养家者，都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照顾。从中可见，王羲之是相当体恤士卒疾苦的。后来在写给谢安的书信（《遗尚书仆射谢安书》）里，王羲之又指出，在平日里，扬州有一个好刺史就足以统管好，怎么如今用成群的贤才反而治理不好了呢？这正是因为执法不统一，牵制手脚的人太多的缘故，若是法令简便而容易实行，就足以保守已有的功业了。
而在担任会稽内史时，王羲之终于有了在地方展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会稽内史辖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除西北部）与皖南黄山市（旧徽州）一带，是东晋政权的战略大后方及粮食、军备物资的基地。然而，会稽地区由于连年的战争负担、干旱不雨的恶劣天气以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造成民生凋敝、百姓流亡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王羲之上任时就发现，当地还发生了大饥荒，“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
面对如此荒灾，王羲之先是决定“辄开仓振贷”；另一方面，又想办法减少粮食浪费。东晋时期饮酒成风，那些风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以饮酒是放浪形骸、恃才傲物的资本。但酿酒需要粮食，这种享乐风习自然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因此王羲之决定，在辖境断酒（禁酿酒）。此事虽不见朝廷批复，但王羲之执意实行，断酒一年，效果显著：“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王羲之对这一结果也很满意，认为“此救民命，当可胜言”。另外，面对朝廷繁重的赋税徭役，王羲之很担忧百姓，于是上书据理力争，希望大灾之年朝廷能够减免赋税。好在朝廷给了他这个面子，“事多见从”。这些善政的举措，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当地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体现了王羲之心忧百姓的博大情怀。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的第三年，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聚会发生了。这年三月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42人共辑诗37首，王羲之既是召集者，诗集序就由他来写。由此便有了流传千古的名篇《兰亭集序》。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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