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三国志》上明确记载，最后被诸葛玄带到豫章郡去上任的，只有三兄弟当中的老二诸葛亮和老三诸葛均，以及诸葛亮的两个姐姐，而老大诸葛瑾陪着继母，单独到了江东去谋求出路。但是从情理上说，这三兄弟很有可能是一同跟随叔父诸葛玄出发南下的。一是因为当时的情势紧迫，时机难得，容不得他们分期分批出发。二是因为无论是到豫章，还是到江东，都要先行取道南下，一直到达长江一线之后，オ会分开。
话说兴平元年(194年)春天，诸葛玄率领亲属，包括自己一家、哥哥一家，匆匆忙忙上了路。这时是大地春回、山花烂漫的时节，但是他们一行人却心情沉重、忧心忡忡。这一去，何时能够回返故乡？不知道。这一去，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磨难？也不知道。就在这样的心境中，他们穿过满目疮痍、一片死寂的徐州南部，进人扬州的北部地界，来到了万里长江的北岸。
滚滚长江东逝水。古往今来，江中的浪花承受过多少离愁别绪？诸葛亮在浩渺烟波之上，与大哥诸葛瑾含悲酒泪分了手，然后跟着叔父诸葛玄等溯江而上，在上游的赣水汇人长江处，向南进人赣水，再溯流而上，最后终于到达豫章的城池之下。
诸葛玄上任之后，安顿家属，接手公务，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那也不消细说。大哥诸葛瑾离开之后，诸葛亮就成了诸葛玄处理家务的得力小帮手。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没有爹妈的孩子更是早当家。大体安顿下来之后，这一大家子又重新开始了相对稳定的正常生活。
但是造化弄人，相对稳定的日子并没能够持续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地区政治局势大变动，又把这一大家人的安宁彻底打破了。造成这场地区政治局势大变动的“作案者”是谁？他的“作案动机又何在呢?
对此谜团进行一番探査破解的结果——“作案者”是孙策；他的“作案动机”是创业。
孙策，字伯符，他是孙权的同胞大哥。当袁术与东汉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隔着长江对峙之时，兴平二年(195年)冬，二十一岁的孙策走出他创业生涯的第一步谱写了孙吴政权创业历史的第一页。当他来到历阳县(今安徽省和县)北岸著名的乌江渡口时，意外碰到了自己的发小，即后来在赤壁之战中“雄姿英发”的周瑜。在周瑜的全力帮助之下，孙策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五六千人。由于实力大增，加之孙策本人又异常骁勇善战，所以他成功突破了刘繇的防线，打过长江，一路横扫江东。十二月下旬，孙策的兵锋指向曲阿。在此驻屯的刘繇见势不妙，急忙率军向上游的豫章郡败退而去。这一来，诸葛亮一家子在豫章郡短暂安宁的日子，就算过到头了。
孙策影视剧形象
转眼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建安元年(196年)的年初，刘繇的军队即将到达豫章，他还将带来一位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太守，名叫朱皓。此时此刻，对诸葛玄而言，讲道理，你不是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手中持有的只是袁术非法授予的“上岗证书”;比力量，你又打不过有刘繇强力支持的朱皓。紧急之下，只有再度施展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一招，到远处躲避灾祸去。既然刘繇和朱皓是从东边杀来的，要跑，当然最好是往西边跑，于是诸葛玄想到了西边荆州的军政长官刘表。
原来，这刘表是诸葛玄的老朋友，而当时的荆州，乃刘表的天下。刘表，字景升，乃西汉景帝的后裔，年轻时就有名声，是东汉末年党锢名士集团的首领人物名列“八俊”之一。关东诸军起兵讨伐董卓，刘表以荆州地方军政长官的身份举兵参加。其后群雄在中原混战，他在南方趁机扩张势力，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此时，他名义上虽然只是东汉朝廷的镇南将军兼荆州牧，实际上却是威福自专的荆州王。
诸葛玄的心思是，虽然刘表曾经与袁术有旧恶，而自己又曾经是袁术任命的腺章郡太守，但是现今时过境迁，刘表看在老交情的分上，总不会过分为难自己。再说现今也没有另外的出路可走，行与不行都是他刘表了。于是，诸葛家族这一大家子，离开家乡徐州琅邪郡才不过两年的光景，就又再度离开扬州的豫章郡，向西面的荆州方向漂泊流离逃难去了。
诸葛亮一行最后到达荆州，究竟是在哪一年呢?这个谜团牵涉到他荆州生涯开始的准确年龄，所以同样值得仔细加以探究。
此前的学者，一般认定诸葛亮是在兴平二年(195年)，也就是他十五岁的时候到达荆州的，明清时期的学者所撰写的多种诸葛亮年谱即是如此，其依据是孙策渡江进攻刘繇正是在这一年。这种判定是否足够精准呢？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史料证据。
孙策渡江打回江东，确实是在兴平二年(195年)，这在《三国志・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有如下记载：
孙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是岁兴平二年也。
《资治通鉴》也把孙策渡江放在兴平二年(195年)这一年，而且明确说明，这是依据《江表传》上的记载。但是很遗憾，这条记载并没有清楚标明孙策进攻刘繇的具体月份和日期。
而裴松之从《吴录》中引录的另一条史料，也就是孙策本人渡江之后亲自向东汉朝廷呈奏的表章中，却有关于月份和日期的明确信息。表章中说：
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吴郡曲阿得袁术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将军。
表章中提到的曲阿县，正是当时刘繇的大本营所在地。孙策刚刚打下刘繇的大本营，在对岸准南的袁术，马上就宣布提升他为殄寇将军，作为对他的一种重重奖赏。由此可见，根据孙策自己的叙述，他打下曲阿迫使刘繇从曲阿逃跑，更为精准的时间，已经是当年的十二月下旬。
既然刘繇从曲阿逃跑，已经快到当年的年底，而他逃往上游的豫章郡，使得在此任职的诸葛玄一家受到严重的威胁，被迫从豫章郡奔往上游的荆州，并且又安全到达了当时刘表在荆州的驻地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那么这在当年年底的短短十天之中肯定不可能完成，要翻过年到第二年开春才能够完成。
由此可见，诸葛亮一家安然到达荆州襄阳的精准时间，应当是在第二年，即建安元年(196年)的春天，而非兴平二年(195年)的冬天。这一年春天，他已经十六岁。作为这一结论的有力佐证，是《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的如下记载：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
此处史文所说的“建安初”，正好与建安元年的开春吻合。他到达荆州后，立即就与在这里的石韬、徐庶、孟建三人结下了学习上的友谊。虽说乱世流离乃人间常事，但是细想起来，诸葛亮的这两次匆匆逃难，总有一点诡异莫测的意味。为何这样说呢？
你看，第一次从家乡动身逃难是在春天，是拜曹操所赐;而曹操开创的曹魏政权，后来却成为诸葛亮终生与之抗衡作战的对象。第二次从豫章郡动身逃难又是在春天，则是拜孙策所赐;而孙策开创的孙吴政权，后来却成为诸葛亮一再与之联合结盟的对象。另外还有刘备，几年之后又会受到曹操的打击，被迫逃往刘表的荆州去寄人篱下。这一切的一切，就好像是冥冥之中，曹操和孙策在同心协力相互联手，硬是要把诸葛亮和刘备这两位非凡的杰出人物，从不同的方向“逼迫”到荆州去，去实现一场流芳千古并开创蜀汉政权的君臣际会，从而把三国这座历史大鼎的三只脚都配备齐全了，最后好来共同演出一场纵横捭阖、风起云涌的历史大戏。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但是又意趣无穷。历史的玄机，有时候真的只能用“从来天意高难问”来解释了。
这一日，他们一家终于平安到达襄阳，并且受到刘表热情的欢迎和款待。
于是，诸葛玄一大家子，终于在襄阳安顿下来，生活又开始恢复正常和安宁。
但是，他们哪里想得到，不久又有一场大变故，无情降临到头上：当家人诸葛玄竟然不幸去世了！
叔父一死，二十岁左右的诸葛亮就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全家生活来源的问题。
叔父在世的时候，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刘表的接济；至于此前家中的有限积蓄，只能作为辅助性的补充。颇为微妙的是，诸葛玄虽然受到刘表的热情接待，但是刘表却始终没有给这位老朋友安排任何官职，因而诸葛玄也没有正常的俸禄收入。其中玄机何在呢?细想起来应当是两条。
一是刘表其人，把私人交情和政治原则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分得非常之清楚；二是刘表其人，对于从外面前来投奔的人，往往表面热情洋溢，暗中却心存戒心。诸葛玄没能在刘表手下谋得一官半职，正同刘备在此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刘表形象
这样一来，诸葛亮就必须认真考虑今后全家生活来源的问题了。叔父在世时，受到的待遇就已经有热有冷，完全是靠过去那一点点老交情维系。现今叔父不在了，老交情已经随风而逝，我们下一辈人还能指望别人的救济吗?当然不能!就算刘长官出于怜悯之心，还愿意给我们家那么点点施舍性质的资助，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也应当有起码的自尊心和羞耻心，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嗟来之食呀!
冷静思考的结果，诸葛亮做出了一个相当困难但又非常重大的人生决定:全家迁到附近的乡下去，亲自耕种田地，从此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躬耕陇亩”。
在这四个字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谜团呢?
首先请读者诸君注意，此处“躬耕”的“躬”字，乃亲身、亲自的意思，与他《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躬”字，意思完全相同。另外，所谓的“陇亩”，即现今所说的田地或耕地。
由此可见，诸葛亮的“躬耕陇亩”，真正是要亲自下田去劳动，面朝黄土背朝天，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绝对不像有些人所言，只是买下块田地，叫别人当杨白劳去耕种，而自己则坐地收租，当黄世仁那样的吸血鬼。
其次，既然要亲自下田劳动，自食其力，忍受辛苦那是不消说的，但是诸葛亮十分愿意，而且敢于忍受这种辛苦。
躬耕陇亩对于诸葛亮而言，当然是一番脱胎换骨的磨砺。但是这躬耕之地，究竟选在什么地方呢?经过细致的勘察、周密的考虑，他终于选定处后来传通千秋的所在，这就是襄阳的隆中。
对于隆中，《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的习凿齿《汉晋春秋》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意思是说，诸葛亮躬耕时候的家，在南阳郡的邓县地界之内，位于襄阳城西边二十里，叫作隆中。
这一记载，其特点可以说有三个“非常”，即非常清晰、非常准确、非常简练。
谜团随之也出现了，即诸葛亮为何要把自己的躬耕之地，选定在隆中呢?
在笔者看来，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能够充分利用襄阳的优势，二是能够有效避免襄阳的不足。此话怎讲?且听道来。
古隆中
从第一方面利用襄阳的优点来说，他在隆中躬耕，在解决全家生计问题的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要为自己未来的发展，进行一番充分的准备工作，打好必要的基础。
二是容易得到外界时局变化的准确信息，及时把握天下的发展大势。
三是容易在来来往往的众多英雄人物中，物色到非常适合于自己的辅佐对象。
四是容易与襄阳的社会名流和同辈才俊建立友好的情谊，请教对时局的看法，切磋学业的心得，使自己得到快速的提升。
五是容易把自己的个人声誉和优点，近距离地、迅速地从隆中传到襄阳重要人士的社交圈子之中，从而引起那些急于得到人才的创业者的注意。
再从第二方面避免襄阳的不足来说，又有以下三点明显的好处，总结来说是三个“容易”。
一是容易得到低成本的土地和生活资料。
二是容易营造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三是容易对有心访求自己的英杰进行一番程度非常合适的考验。
对于这一段自己主动选择的农村新生活，他后来在向后主刘禅呈奏的《出师表》中曾经如实描写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后面的两句，那是他最初做出的最坏打算。换句话说，他到隆中去当农民，已经在心理有了两手准备:能够在这里等到自己称心的辅佐对象从而出山施展才华，辅佐他开创一番宏伟的大事业，那是最好的结果;就算是等不到辅佐对象，那也宁缺毋滥，绝不勉强、将就。在这风景如画的隆中山林中且耕且读，隐居终身，也是在乱世当中完全可以接受的人生选择。
必须指出，诸葛亮亲口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其中“南阳”是指南阳郡，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区域，而非某一个具体的城市或城池。
于是，诸葛亮举家迁往隆中，下乡种田耕地当农民去也。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看来那时候的诸葛亮，也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自觉自愿地“下乡”了。这正是：
天地何方真广阔，孔明选定在隆中。（来源|《诸葛亮传》 作者|方北辰 天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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