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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传略•连载三
第一章 显赫家世
第二节 伯益盛衰
伯益之父皋陶是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在尧舜时期都任大理（掌管刑法的官员），逐以官称命部族为理氏（北宋时官修《广韵》引《风俗通》曰：“理氏，皋陶为理，因以官为氏”）。相传皋陶架构了中国最早的司法制度体系（五刑、五教），采用独角兽獬豸治狱，坚持公正公平，強调“法治”与”“德政”的结合，促进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大治。所形成的“皋陶文化”，成为后世儒家和法家思想产生的重要精神渊薮之一。
大禹继承舜帝后，皋陶又协助禹处理政务，並被选为禹的继承人。他向禹进言：帝王要注重道德修养，长远谋划，善用人才和安定百姓。提出了“宽厚而威严、柔和而坚定、诚实而恭敬、善治而谨慎、顺服而刚毅、正直而温和、平易而廉洁、果断而踏实、強直而道义”的“九德”概念。但皋陶未能继位却先大禹而逝，他与尧、舜、禹齐名，被列为“上古四圣”。
皋陶之子伯益的才干，在协助大禹治水时，就深得禹的赏识和赞许。治水成功后，舜帝要赏赐禹时，禹向舜帝进言：治水不是靠我一个人就能成功，也靠伯益的辅佐。所以，舜帝赐给伯益挂着黑色飘带的旌旗和玉女，预言其后世子孙定会兴旺发达（“尔后嗣将大出）。
从春秋战国开始，黑和青、赤、黄、白就被列为中国的五种“正色”之一。“黑，北方色也，火所熏之色也”，黑色对应北方之水，乃深渊无垠之色。因为黑色与铁的颜色相似，古人们常用以象征“刚直、坚毅、严正、无私”等含义。所以伯益后裔的秦人认为黑色是最尊贵的颜色，便崇尚黑色，上至国君下至士兵，都穿黑色的衣服，连旗帜的颜色都为黑色（《史记》：衣服、旄旌、节旗皆上〈古文同“尚”，崇尚。〉黑）。
舜帝又任命伯益为虞官，负责掌管山泽及草木鸟兽。《尚书•舜典》中记载了此事：舜帝询问谁能替他掌管山林川泽中的草木鸟兽，大家都推举伯益，所以舜帝就任命伯益为虞官。伯益叩头拜谢，却谦虚表示将此职务让给朱虎、熊罴两人，舜帝就让他们协助伯益一起管理（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因伯益政绩斐然，舜帝赐其嬴姓，伯益成为了嬴姓第一人，嬴姓一族从此登上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舞台。
伯益在皋陶去世后子承父业，辅佐大禹理政，开垦荒地、治理水土、种植水稻、凿挖水井；在征服三苗族时，大禹采纳伯益的建议，恩威并举，德武相济，使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伯益还将随大禹治水时所经历的地理山川、草木鸟兽、奇风异俗、轶闻趣事记录整理，成为《山海经》一书的的丰富素材。
伯益的后裔正象舜帝所预言的一样，“尔后嗣将大出”。《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此即所谓的“嬴姓十四氏”，就是从嬴姓中衍生出的十四个氏。
有种观点认为秦人的祖先为嬴姓赵氏，其依据就是《史记•秦本纪》中“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的这句话。但在《史记•赵世家》中，关于秦人和赵人的世系传承记载的非常明确：赵氏与秦人是一个祖先，到蜚廉（也称飞廉）这一代时有两个儿子，恶来和季胜。长子恶来之后，为秦人先祖，而次子季胜之后，为赵人先祖。（“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商王〉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姓起源于母系社会，用来表示母系的血统，即一个部族名下的成员都出自一个母系祖先，姬、姜、姒、嬴、妘、妫、姚、姞，均为女字旁或女字底。
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而氏起源晚，是同姓衍生的分支，且随着后代繁衍分支不断发生变化。北宋史学家刘恕所撰《通鉴外纪》中对“姓”和“氏”概念的诠释是：“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史•氏族略》中，将姓衍生为氏来源的类型，共归纳为以姓为氏、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技为氏等二十多种。秦汉起姓氏合一后，很多人就混淆了姓与氏的概念区别，正如郑樵所讲：即使司马迁、刘知几（唐代史学，《唐书》编撰者）两个优秀的史官尚且不明白这点（“虽子长〈司马迁〉、知几〈刘知几〉二良史犹昧于此”）。
由此来看，《史记•秦本纪》中关于“嬴姓十四氏”的两处阐述，并不是十分地严谨准确。一是嬴姓十四氏的共同先祖源于嬴姓，所以“其后分封，以国为姓”，就应是“其后分封，以国为氏”；二是《史记•赵世家》中明确讲到：季胜生孟增，孟增受周成王宠信，又被称为宅皋狼。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为周缪王进献了千里马和桃林的盗骊、骅骝、绿耳等良驹，并驾车陪缪王西游，而且在平息徐偃王（嬴姓十四氏其中的徐氏一族）叛乱时建功立业，深受缪王宠信，于是缪王把赵城封给造父，从此嬴姓中的季胜一支就以赵为氏（“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骊、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赵父以赵城）。《史记•秦本纪》同时也清晰地记载了秦人嬴姓的由来，周缪王之子周孝王，为了让流放到西垂的恶来后裔非子（恶来的五世孙），为朝庭畜养调驯马匹，将秦邑（在今甘肃天水市域内）封赐非子，成为周王朝的附庸，并让非子延续嬴姓的祭祀，号称秦嬴。（〈周〉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嬴姓。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封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所以，根据《史记》中关于赵氏及秦嬴来源的记载，“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就应是“然赵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史记》中关于赵氏起源及非子受封的记载表明：秦人不是以赵为氏，而是以姓为氏——直接以嬴姓为传承的氏族。
据学者考证，如今的赵、徐、费、梁、缪、秦、瞿、江、马、葛、谷、钟等姓，都源于嬴姓，所以嬴姓第一人的伯益，也成了这些姓氏寻根溯源的鼻祖。
大禹在位的第十年，到东方巡视时，去世于会稽，将帝位传给了伯益。禹虽然把帝位传给了伯益，但他辅佐禹帝的时间不长，难以服众。而且禹帝的儿子启很有才干，诸侯们都纷纷离开伯益去朝见启，认为大禹之子启应为帝王。三年丧期结束后，伯益主动将帝位让给启，自己躲进了箕山以南，于是启就登上了天子之位。（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
《史记》中对伯益的这段记载，基本上源于战国时期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孟子的说法。
孟子与弟子万章讨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时，万章问道：有人说，到了禹的时候道德就衰败了，天下没有传给贤人却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不是这样，上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要把天下传给儿子就给儿子。过去舜向上天推荐了禹，十七年以后舜去世，三年服丧期一满，禹就去了阳城以回避舜的儿子。可是天下的百姓都追随禹，就像当年尧去世以后，百姓不追随尧的儿子而追随舜一样。后来禹向上天推荐了益，七年之后禹去世了，三年的服丧期一满，益就去了箕山之北以回避禹的儿子。因朝见天子和打官司的人，都不去益那里而去了启那里，唱赞歌的人也不歌颂益而歌颂启，并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啊”！尧的儿子丹朱不贤能，舜的儿子也不贤能。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的时间都很长，施恩于百姓的时间也就长。启是个贤能的人，能够认真继承禹的传统。而伯益辅佐禹的时间不长，施恩于百姓的时间也就不长。舜、禹、益相隔时间之长短，他们儿子是否贤能，这都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没有人叫他们做他们却做到了，这是天意；没有刻意去做却做到了，这是命运（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之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
比《史记》作者司马迁晚半个世纪的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被后世誉为中国目录学鼻祖的刘向（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依据战国时期的著作和资料，整理修订了一部国别体史书——《战国策》，其中讲道：禹传位给伯益，让启做伯益的官吏，禹老的时候认为启不能统治天下，就把国家的大权传给了伯益，启和他的党羽推翻伯益夺取了天下，这样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伯益，而实际上是让启自己夺取天下（“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从汉武帝时期起，接受了董仲舒的建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刘向《战国策》的思想倾向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所以受到历史上许多学者的贬斥。
伯益躲进箕山之后，从此消声灭迹。但在《史记》面世的四百多年之后，一个盗墓贼的行为，却又让伯益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不但颠覆了关于伯益主动让位于启的传统说法，而且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根据《晋书》（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记载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至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历史）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卫辉市）有个叫不准（音读否标，FouBiao）的人盗挖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冢，发现了数十车竹简，全用古文（秦统一前的战国文字）记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整理成册，晋人称其为《纪年》（又称《汲冢纪年》），其中有记载夏商周时代的史书十三篇。
《纪年》中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竹书纪年》对伯益结局的记载与正史（古代把以纪传体写就经官方编撰或认可的史书，以及在此基础上写的注解、校对、补充的文章称为正史。正史包括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到明朝崇祯皇帝为止，按照所书各朝代的先后排序，共二十四部，故称“二十四史”，其他的史籍则称为别史、杂史、小史。清朝乾隆四年，昭定二十四史为正史，私家不得擅增。）中的记载大相径庭，伯益不但不是主动让位，而且是遭夏启叛乱所杀。
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童书业在《夏史三论》一文中讲道：启是被禹认为不足任天下的… 启固然是禹的的儿子，益也不失其大贤的资格；一场征诛的惨剧变成了揖让，我们真不能不佩服儒家改造古史的聪明的手段！
上海博物馆现藏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据专家考证其成书时间应早于《纪年》，《容成氏》的第33、34简记载：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无论是“揖让躲避”还是遭“叛乱诛杀”，作为嬴姓第一人的伯益，做过上古时期的短暂帝王，虽然在华夏的千秋岁月中，如夜空上划过的流星，转瞬即逝，但却给历史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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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印奇，笔名雍人。从过军，为过师，任过吏，经过商。今回归田园，乃野鹤闲云。
（【秦穆公传略】连载于【今日头条•雍人随笔】专栏和【美篇•雍人随笔】专栏，敬请惠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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