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心态的道光皇帝,把大清帝国往悬崖上狠推了一把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在美轮美奂的圆明园里,道光皇帝长出了一口气。两年多的战争,巨额的军费支出,屡战屡败的不愉快经历,总算要过去了。

为了给这件事划上句号,皇帝给负责谈判的官员下了命令,要求他们与洋人谈判时,把后续所有的事情都考虑清楚、写明在条约里,避免后患,“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

一句话,端坐在京城的皇帝,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不管周围环境如何,不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在意谈判谈了什么,只想尽快签约、收场,让所有事情重回原来的轨道。

只可惜,有的事情发生了,就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有的人来了,就不可能再走。

因为这个决定,道光皇帝把大清帝国推上了坠落的悬崖。

一、把节省用错了地方

道光是个非常节省的皇帝。

作为一个读了32年书、当了22年储君的皇帝,他久经世事,当然知道金钱的力量,知道财富来之不易。因此,他把节省变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变成了评价文武官员的标准,变成了贯穿三十年执政生涯的治国理念。

用这种理念来审视之前的战争,道光皇帝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钱花得太多了!

签约后,英国人索要的赔偿是2100万银元,已经够心痛的了。没想到,两年多的战争打下来,前前后后竟然花了2500万两白银军费

作为一个舍不得坐轿子、穿裤子要打补丁的皇帝,道光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惋惜。这么多钱,能买多少顶轿子?又能买多少条裤子?

皇帝告诉大臣们,洋人的船很快,一会到南一会到北,要想防住他们,就得让所有沿海省份都戒严。而且,咱们与他们隔着大海,就算在岸上打胜了,也不能下海去“扫穴犁庭”,得不偿失。朝廷的银子,能这么白白消耗掉么?好在洋人只是想做生意,还是给点好处、尽快把事平了吧。

于是,等洋人的舰队撤出长江后,皇帝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求沿海各省裁减军备、节省军费,连刚刚招募起来的水师都要解散。此后,直到1850年去世,道光皇帝一直按照节省的思路来办事。

有的官员组织仿造西式战舰,他一开始倒是很感兴趣,将造船图纸发给沿海省份借鉴。但当地方官员报告说花钱很多后,他就失去了劲头,不再过问。

有的官员仿造出了新式洋枪,性能很好,但比旧式鸟铳贵很多,他缺乏信心,没有兴趣,好像算命先生一样告诉上奏的官员这事绝对干不成,“必成望洋之叹”。

有的官员提议仿造火炮和火轮船,希望投入大量经费,高价从澳门雇佣外国工匠,他也不允许。

皇帝真是太健忘了。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在感叹,大战在即,没有得力的将官,没有精锐的士兵,没有强大的战船,这仗怎么打?但打完仗之后,他的心思已经变成了“莫提钱,提钱伤感情”。只要签了条约,就是天下太平,没必要在军备上花钱。

皇帝没有想到,手上的钱,只有花出去才能产生价值。该花的钱就必须得花,如果全部捂在手上,反而起不到半点作用。裁撤军备、不造枪炮船,当然可以省钱,但也丧失了建成强大武力的可能。面对来到家门口的外敌,无兵、无枪、无炮、无船,下次该怎么应对?难道上战场后派人直接用银子砸吗?

二、装睡的皇帝叫不醒

战争结束时,60岁的道光皇帝已经执政20年了。20年来,帝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但在他看来,主要就是管理财赋、治理腐败、赈济灾民、剿灭匪寇等几件事而已。至于洋人,只不过是大一点的匪寇,只要给点好处,招安就行了。

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心力交瘁,皇帝已经不想折腾了,他只希望诸事平稳,耳边平静,最讨厌手下的官员惹出事情还要让朝廷来收摊。

按照这种想法,道光皇帝对战败的总结,首先就是“用人不明”,甚至悔恨得“握拳捶心”。为此,他严厉处罚了所有参与这场战事的大臣,主张抵抗的林则徐,主张妥协的琦善、奕经、奕山、伊里布,带兵打仗的杨芳……等等,只要跟这仗败仗沾边的官员,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皇帝把责任推给了臣下,畅快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但他没有想到,这些封疆大吏都是官僚体系的佼佼者,一个人失败可以理解,一群人全失败又意味着什么呢?他更没有功夫听取这些“无能”臣子的汇报,或要求一线的官员如实报告情况并提出建议。所以,在后来的历史上,参与鸦片战争的官员几乎没有人对国家提出有用的建言。

虽然当了20年皇帝,道光还是没有悟透一个道理:做事失败和追究责任是两回事。追究责任是必要的,但绝不能代替对问题的查找和对教训的总结。找不到真正的问题并拿出有效的方法,下一次还是要失败。

大臣们慑于皇帝的威严,不敢再谈论与洋人有关的事情,碰到相关事务都绕着走,生怕被皇帝迁怒,但也有人的眼光开始看向外面的世界。

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林则徐知道皇帝的心思,不敢在奏章上提及洋人的事情,但他心中到底充满焦虑。于是,他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翻译的外国书报等材料都交给了魏源。魏源受好朋友托付,继续收集各种材料,在战争结束的1842年编成了一部50卷的《海国图志》。5年之后,在1847年又将全书扩充为60卷。最后在1852年,定稿为一部100卷的大书。

在这部书里,魏源系统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情况,并对战争失败作了总结,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也就是学习洋人的长处来对付洋人。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建立翻译官翻译外文书以便了解外国的情况,在广州建立官办的造船厂、枪炮厂,学习洋人练兵之法变练士兵,等等。

还有一个叫徐继畲的官员,在1849年编了一部10卷本的书—《瀛环志略》,说明了地球上大陆、海洋和各个国家的分布,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情形和经济政治制度。

可惜的是,尽管这两部书都在道光皇帝执政时编成,但皇帝从来没有看过它们,甚至可能没听说过在他的治下还有这两部书。皇帝不知道,自己在战争期间问出的一系列问题,如英国到底地方有多大?所属国有几个?英国到新疆有没有旱路可通?与中亚地区的以前有没有来往?都能在这两部书里找到答案。皇帝更不知道,这两部书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很快就被日本人当作至宝,买回去翻译、学习,由此这个岛国踏上维新之路,并在几十年后像洋人一样彻底打败他的帝国。

1845年,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第三年,经道光皇帝批准,清廷向俄国赠送了藏文版的《大藏经》。俄国政府的回礼,是800多册西方图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各个类别。道光皇帝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有关部门收到这批图书后,只是把书名翻译出来就存档了。蕴涵宝贵知识的书籍,一直放在皇宫的书架上停灰。直到13年后的1858年,才有官员在库中看到它们,并深深感叹,如果早点把这批书翻译出来,肯定能对朝廷了解国外情况、处置交涉事务有帮助啊!

此时,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只有两年时间了。道光皇帝的继承者——咸丰皇帝,面对的是和他的父亲一样的困惑:英国法国到底在哪?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实力有多强?最难的是,又该到哪去了解这些情况呢?

三、选择“复刻版”的继承者

道光皇帝自诩是个守成之主,他认为自己的帝国很太平,即使有少数洋人作乱,也影响不了大局。因此,他想把这种安定的局面维持下去,期望他的继承者也像他一样四平八稳,当个守成之主。至于守成的皇帝能不能适应鸦片战争之后的大变局,他不想知道,也不想操心。

在老成持重的皇四子奕詝和英气勃发的皇六子奕䜣当中,道光皇帝经历了长时间的考虑。最终,选择奕詝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道光皇帝的这一决定,使大清帝国彻底走上了衰退之路。

面对洋人的侵略,奕詝在不了解双方实力对比的情况下作出了开战的决定,导致京师沦陷,自己仓皇北逃。奕䜣则奉命留守敌占区,与洋人谈判,收拾残局,并在此后推动洋务运动,建立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组建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支持洋务派官员建海军、办实业、派使臣,使大清帝国跌跌撞撞跟着时代的脚步往前走。

面对地方势力的壮大,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和湘军、淮军势力的崛起,奕詝始终是警惕和打压,终其一生没有给曾国藩授予地方主官的职位,上下离心离德。奕䜣则在此后的岁月里,与这些新晋的实力派抱团取暖,相互支持,成为支撑大清帝国的中坚力量。

最关键的是,奕詝体质薄弱,1861年就去世了,年仅31岁。死后留下独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同治皇帝同样年纪轻轻就去世,没有留下后代。奕䜣则身体康健,一直活到1898年,终年67岁,比道光皇帝所有的儿子都活得长,并且生育了4个儿子、1个女儿。道光皇帝选择奕詝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变乱的年代,在最需要领导力的时刻,大清帝国却没有一位成熟的君主掌控朝堂,50年换了4任皇帝,权力被慈禧太后掌握,国家呈现一派衰败景象。

喜欢当“鸵鸟”的道光皇帝,不在意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注重失败教训的总结,不关注未来方向的选择,不仅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8年内毫无作为,而且选择了不合适的继承者,亲手为帝国埋下了分崩离析的爆炸引线。

作者:我方团队特邀作者听竹

参考资料:《清史稿·宣宗本纪》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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