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秦文宗李斯
其实秦代的文学几乎是空白——大秦王朝二世而亡，而且始终处在高压统治之下，根本没有机会让文学的种子生根发芽。生要说的话，也就秦相李斯一个人写过几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话是“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但有意思的是，李斯的这几篇文章还都是在大秦扫六合之前创作的——所以一般而言，李斯与他的文章，都是并在先秦文学里一勺烩了的。但这样一来，李斯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就被众星熠熠的前一个时代所掩盖。所以，我觉得，李斯应该被拎出来单练一把。
说来可能很多人不相信，我第一次听说李斯这个名字，应该是在我十岁那年，在《寻秦记》里面。当时因为《寻秦记》的主角是项少龙与嬴政，所以我对这个不苟言笑的矮个子基本也就是混了个脸熟而已，并没有多少兴趣。
多年之后，当我在历史上与语文书上再次邂逅李斯，在老师的讲述之下，我才知道李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关于李斯在人品官品上的一些事情，我是不甚清楚的。这里主要说的是李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相留存下来的作品，现在可信的有四篇——《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这是根据时间轨迹排的序。文学史上经常拿出来说的，差不多就是前两篇，而说的最多的，应该是《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嬴政的奏折，属于上达的公文。这篇文章是应用文与法定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绕了很大的圈子，最终向嬴政提出了“客卿强国”这一中心论点。
值得一提的是，李斯向秦王提出客卿强国理念，可当面对师兄韩非的时候，他的表现却与之前爱贤的形象大相径庭。
所以李斯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有理想有抱负，同时他也贪名利贪权位。这也注定了他后来的悲剧结局。
我之所以列李斯为“文宗”，一方面是他在秦代文学史上确实是一枝独秀，而且多面开花——不仅文章一流，书法也是一时大家，秦始皇几乎每次出游都要让李斯刻上那么一段。内容各不相同，但其性质基本都是“大秦始皇帝到此一游”——不过从书法的角度看，这些刻石的的确确是大家手笔。另外一方面，我用一副对子说一说：“海内文章第一，朝中宰相无双”。李斯是大秦宰相，而在我国古代，一朝宰相在大多数时候都代表了官员中乃至一国当中各项业务的最高水平。换句话说，李斯是宰相，他就算当时正儿八经的文宗（啥？你不信？据说当年韩非也不信。）。
第二节·大汉王朝“拿来主义”下文学的发展。
东西两汉加上王莽的新朝，共计427年，就国力与整个王朝的文治武功来看，大汉是完完全全可以与唐代前期、清代前期鼎足而三的。
而且在汉武帝之前，西汉王朝在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下创造出了文景之治，也差点把文化局面拉回到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大秦王朝短暂的蛰伏之后，儒、道、法、墨、刑名、纵横、阴阳等多派，都在西汉初期迎来了第二春。这对汉初社会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很怀疑是不是刘彻先生觉得底下太乱太吵，所以才伙同董仲舒搞了一场文化大改革）。但即使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那些“百家”的学说也不是真的就彻彻底底退出历史舞台了。它们只是把自己的养分注入了新生的儒家思想里面。通俗来说，汉武帝和董仲舒大改革之后的儒家就好像《笑傲江湖》里的五岳派——不同的是，左冷禅和岳不群失败了，而汉武帝和董仲舒成功了。
大汉王朝能前后延续四百年，也正是统治者们宏放（宏观而开放）的思想造就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汉王朝的头头脑脑们很有点学习精神：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下的、无论是中原的还是塞外的、抑或是其他国家的，只要是对自己好的、对自己有用的，他们都一律实行“拿来主义”——对之加以吸收、学习、利用。
在这种氛围下，两汉的士大夫们，开始积极的为这个王朝效力。在武将们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同时，文士们也开始用自己手里的笔著书立说，影响这个帝国的政治、文化、民生。
于是乎，继先秦散文之后，两汉散文（赋）以绝顶者的姿态，登上了文学史的舞台。
两汉散文（赋）与先秦散文一起，构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在汉代真正称得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代之文学”的是辞赋。
第三节·贾谊晁错与汉赋四大家
汉代辞赋的发端又得回溯到楚辞，回到屈原宋玉那伙人身上。很多人不明白屈原为什么老被点名——我在某乎里就曾经看见过质疑屈原文学地位的。其实屈原的文学地位之所以那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生得早。在屈原时代，后世的很多文学样式还都没有出现——某种程度上，屈原就是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屈原吃螃蟹不止一种方法。在西汉，就有人把他吃螃蟹诸多方法中的一个——楚辞——加以充实变化，形成了追求文字形式美的“韵文”——骚体赋。
贾谊这个人是很有点名气的，他在历史上是和周勃过过招的。虽然下场不好，但名气是上去了。在他仅三十三年的人生当中，他以他的文章与才气征服了很多人——有当时的、有后世的。司马迁对贾谊的遭遇很是同情，同时，在他能力范围内还给贾谊安排了一次扬名后世的机会——在《史记》当中，有《屈原贾生列传》，这也使后来人对他们俩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至于晁错，那就不是著名不著名的问题了。
众所周知，大抵藩王造反，都有一个大义名目叫“清君侧”。这个名目几乎每个朝代都被拿出来用过，而在西汉初期，这个罪名就被加在了晁错同志的身上，原因是晁错同志主张削藩。
众所周知，臣子主张削藩是很有风险的。晁错同志的削藩，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削藩削藩，削甚鸟藩？白白地丢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他的政论散文，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
刚刚的讲述里提及刘濞，其实刘濞手底下也有一位大人物。
当然，这个“大人物”是以文学层面而言的。
这个人，就是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枚乘。
其实说起来，枚乘本人是不赞同刘濞去“清君侧”的，好几次劝谏都没啥用。后来感情破裂，枚乘就转而投入了梁王刘武的怀抱。再后来，汉景帝刘启算是把这个人的身份抬高了一次——毕竟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比藩王门客的身份要正得多。再后来，等到汉武帝入继大统，想把这个人找来做官，结果老先生因为年龄太大，在上任路上就死了。
枚乘对于西汉，不是政治上有多大贡献——我刚刚说了，枚乘的名气是文学上的。
具体说，是一篇文章——枚乘所作的《七发》既奠定了典型汉大赋的基础，又是“七体”的开首之作，在辞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也就是说，后面再有写汉大赋的，那都应该把枚乘供起来——这位算是祖师爷了。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融会了《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等前代文学的各种因素，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
换句话说，枚乘先生，开创了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一种写作手法。从这里开始，才真正进入大众意义上的“汉赋时代”。
这里可能有人会犯迷糊，之前不是在说贾谊的骚体赋贡献如何如何，怎么这里又说从枚乘开始才进入汉赋时代？
文学意义上的辞赋是很广泛的，既包括贾谊的骚体赋，也包括后来的所谓抒情小赋。
所谓骚体赋，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通篇用韵。而我们一般说的汉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
其实我们会用汉赋这个大概念去指代汉大赋这个相对较小的概念，主要是因为四个文化名人——汉大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
这四个人是真真正正的大家，名副其实的多面手。
相比之下，司马相如的名气可能会稍微的大一点，因为他用一曲《凤求凰》拐走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此外他还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小名——犬子。这个称呼在司马相如这里是有专利的——就好像奶油小生与唐国强一样。
当然，我不打算把这俩话题展开，这里只是顺嘴一提。
司马相如工辞赋，其代表作品《子虚赋》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除《子虚赋》外，《上林赋》，《司马相如上书谏猎》，《长门赋》都是名篇佳作，而且几乎每一个背后都有一则故事。
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西汉两司马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汉赋四大家里的扬雄，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是通过刘禹锡的《陋室铭》。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子云，就是扬雄。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除了上面说的三篇赋外他还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
此外，他还创作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倒”的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方言》（简洁明了），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方言》是独创了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它与《尔雅》、《释名》、《说文解字》构成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辞书系统。
下一个人，就是用《两都赋》开创京都赋范例、并列入《昭明文选》第一篇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经学理论家班固先生。
班固的父亲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他可以说是书香门第的孩子，他与其弟班超在父亲的写作基础上一同撰写《汉书》，后班超投笔从戎，班固继续撰写，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军出征，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
班固一辈子，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作为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作为诗人，其五言诗《咏史》是现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诗，也是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开启“咏史”这一诗题。作为文学艺术评论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班固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两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
第四位，张衡。
汉赋四大家之一，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与道教嗣师同名的他，是东汉当之无愧的百科大人。
张衡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他在汉赋发展史上是有巨大贡献的，在他作赋的生涯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更突出的还在于张衡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
汉大赋经过张衡的手，开辟出了抒情小赋这个比较新鲜的题材，而秦汉文章，讲到张衡，也算可以告一段落了。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微信 美文-微信文章库-我的知识库 » 秦汉文章：从李斯到张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