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30日是蔡和森同志诞辰126周年纪念日。蔡和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工人运动领袖。他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毛泽东同志称赞他：“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蔡和森同志的不朽业绩、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像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上，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坎里。

蔡‬和森 (1895-1931年)，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是由他最先提出的。蔡和森是毛泽东志同道合的挚友，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1918年4月，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一起建立了新民学会，成功组织和参与了湖南青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快速而广泛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宣传俄国革命的资料，这样的积累使他迅速成长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锋。1921 年底蔡和森回国，这时他已经成长为可以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他进入到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工作，以满腔的热忱积极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他先后担任中共二大至六大中央委员、第三和第四届中央局委员及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还担任过中共中央代理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共两广省委书记，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运用推进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蔡和森是我们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共党史上以其三十六岁的短暂人生创造了至少七个第一。

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的第一人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立下远大志向。他动身去北京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提出，三年内使学会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到法国勤工俭学后，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研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我国旅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在法期间，蔡和森总结德国社会党和各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研究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在此基础上，1920年7月他在蒙达尼会议上首次提出“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同年8月向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准备”建立政党，“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他在给毛泽东信中提出，计划在1920年冬联络在法国的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世界社等进步社团成员，共同讨论，如果能在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达成共识，拟“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在时间上也明显早于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提出比较系统、全面的建党思想第一人

众所周知，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建党思想。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猛看猛译”马列文献，较早接触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在其影响和启发下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建党思想。这一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1920年8月和9月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1921年2月给陈独秀的长信中。

首先，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若要改造中国，必先“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器”，“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认为，十月革命以后, 各国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 “观此变可知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至于党的阶级基础，他不认为“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若归之命”。相反，他深信“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其次，蔡和森主张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蔡和森看来，“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 这事关系不小， 望你注意。”就是强调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依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组建中国共产党。

再次，蔡和森强调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进一步指出：“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为说明这一主张, 他专门列了这样的公式：“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为保证实现党的这一纲领和目的，他认为党组织必须集中统一，并且有严格的纪律。他主张：“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无论报纸、议院、团体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活动”。“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蔡和森的上述建党思想和主张深深地帮助和影响了党的创建工作，保证了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一个真正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主编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第一人

1921年10月，蔡和森因领导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他经陈独秀等人介绍在上海入党。1922年6月，他出席了党的二大，参与起草了二大宣言，并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了宣传二大的政治纲领及一系列决议，党中央在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 以办一种短小精悍的周报为宜”的意见，决定将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停刊，创办公开发行的《向导》为党的机关报，由蔡和森任主编。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2年9月13 日《向导》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

致力于出版一种理论刊物, 是蔡和森多年的愿望。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等人，建议创办“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传播“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回国后有机会创办、主编党的机关报，他当然乐此不疲，不辱使命，以顽强的毅力、饱满的热情和废寝忘食的拼命精神，致力于这项意义非同寻常的工作。从组稿、发排、校对，到联系印刷，他都亲自过问。为了防止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他带领《向导》周报编辑部经常搬迁，出刊日期也经常更改。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以编辑部名义，多次向国内外的热心读者和革命同志募捐，从而基本保证了《向导》的正常出刊。蔡和森主编《向导》以贯彻反帝反封建纲领为宗旨，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及时介绍党的方针政策，客观报道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同时，还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需要，开辟了多种形式的专栏。比如，从第25期起开辟《中国一周》《世界一周》专栏，从第56期起，开辟《什么话》《麻肉世界》《政治常识》专栏，并在重大节日、纪念日推出特刊，曾先后出版《十月革命特刊》《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特刊》《孙中山先生特刊》《五一特刊》等。另外特设《外患日志》《读者之声》《各地通信》等专栏, 使《向导》既有重点突出的内容又有喜闻乐见的形式，发行量由数千份增至十余万份，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蔡和森既是《向导》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文章, 有时一期多至四、五篇。除以“本报同人”“记者”身份发的文章外，还以“和森”“ 振宇” 署名发表文章166篇，是仅次于陈独秀的高产作者。他的文章不仅文笔酣畅，通俗易懂，体裁多样，而且观点鲜明，思想深刻。他提出的诸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用民众武装解除军阀武装”等一系列观点，对于促进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蔡和森任职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离开《向导》。但他的名字始终与《向导》系在一起。正如李立三所说：“《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

撰写中共党史专著第一人

1925年10月， 蔡和森离开《向导》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其间应邀至东方大学中共旅俄支部，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五万余言，后油印成册，广为流传，被公认为国内第一部中共党史专著。

蔡和森在其中阐述了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使命，以及党的“二大”“三大”“四大”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观点。比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的指导思想，但应当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观点，这无疑是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

再比如，从“中国产业的发展”“自然的罢工运动”“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和“先进分子的形成”五个方面来说明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已成为撰写党史相关内容的一种基本思路。而他提出的“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是引导全国民众作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革命”的观点，事实上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一种表述。尤其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不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论断，无疑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概括。

蔡和森不仅对早期党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且对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作出有益探索。他在“报告的意义”中指出：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要知道党的生活及其斗争经验，以及要做一个好党员，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况且“我党虽仍青年，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的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了”。这实际上是从研究党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党史这一重要问题。

那么，怎样研究党史呢？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部分，开篇就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并在“总结论”中进一步指出党史就是“说明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可见，蔡和森已经认识到，党史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党的发展过程为对象，以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为基本内容。这就初步建立了党史研究的体系框架。另外，他在这部著作中运用的一些研究方法，比如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也都为党史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方法论基础。

首先提出“纸老虎”概念

反动派是“纸老虎”，这一概念是蔡和森同志第一个提出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恐帝思想，对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敢出面领导；同时，在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中也有“退缩丧气思想”。蔡和森认为，这种恐帝心理是比军事失败要严重得多的损失，是“民族衰亡的预兆”，必须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他于1922年12月在《向导》第13期发表的《革命中的希腊》一文中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1924年10月，在《向导》第88期上，蔡和森又发表《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日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在这里，蔡和森明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成是经不起群众及其武装打击的“纸老虎”。

最早系统阐释党内政治生活的领导人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独特优势，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中国共产党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正确认识和重要成果，与不同时期党的优秀领导人的探索和思考密不可分。其中，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蔡和森对党内政治生活作过详细分析，主要集中体现在1925年底至1926年初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这篇报告中。蔡和森的这篇报告不仅奠定了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还奠定了他是党内最早系统阐释党内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的历史地位。

报告分为“绪言”“报告的意义”“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的使命”三个部分。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角度来分析，这篇报告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相近的一组概念。通观报告全文，蔡和森先后提出了“党的内部情形”“党的生活”“党的政治生活”“内部生活”“内部思想”“党的内部精神状况”“党的生活状况”“党的内部生活”“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等提法。这些提法或概念，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或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情况及现状，如“党的政治生活”“党的生活状况”等；一类是描述、总结或分析党内的思想现状，尤其是不同领导人的思想现状、政治主张和政策分歧等，如“党的内部生活”“党的内部精神状况”等。其中，报告不仅对党的政治生活展开了详细的阐述，而且对党的内部生活、党的内部精神状况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依据笔者对原文语境的理解，蔡和森论述的“党的政治生活”，相当于后来我们讲的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及各项政治活动和工作实践等。“党的内部生活”“党的内部精神状况”指的是党内的不同领导人或不同党组织的思想现状、政治主张和政策分歧等。关于党的政治生活方面, 蔡和森系统总结了党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自身的思想现状。关于党的内部生活、内部精神方面，蔡和森主要阐述了党成立初期的不同领导人的思想现状以及政策分歧等。从蔡和森的阐述可以看出，“党的政治生活”内涵和外延都比“党的内部生活”“党的内部精神状况”深远和宽广。前者的对象指的是抽象概念的党，后者的对象为具体的党的领导人或党组织。从目前的文献看，蔡和森是第一个对“党的政治生活”“党的内部生活”作出较为具体阐述的人，这两个概念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最为相近，尤其他在报告的结论部分就使用了“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的表述，基本上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表述相一致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领导人。

二、强调了解党的历史和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蔡和森在报告中多次阐释和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了解自己历史及内部情况的重要性。他指出:“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在这里，蔡和森把党员要了解党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追求和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每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党员，都必须要知道党的历史和现状，即党是怎样产生的?发展到什么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他在分析党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历史现状时强调，必须要了解党在初期形成时的内部生活、理论是否统一、政治观点是否正确、对主义的了解是否深刻。蔡和森在报告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和分析党的思想现状和党的内部精神状况。例如，他首先强调了党的思想理论是否统一的重要性，指出“一个革命党不仅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形成，是要经过很长期的奋斗才能形成的。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不可能都是“同质的先进分子”, 无政府主义派和李汉俊、戴季陶主义是党的“暂时的”同盟者。这种暂时的合作不仅有着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短时期内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发展的。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成熟，它同无政府主义和李汉俊、戴季陶的分道扬镳也是历史的必然。蔡和森能够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内思想现状作出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分析，正是得益于他对党的历史的高度重视和总结，以及在亲历历史过程中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厚的理论思维。

蔡和森认为，党内政治生活的现状和斗争，“并不是什么小的问题，而是根本的政治问题”，是涉及到党自身能否发展、强大以及革命事业发展能否顺利的根本问题。由此可见，蔡和森充分认识到，了解党的历史，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情况，对党自身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三、深刻分析了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蔡和森在报告中用了较大篇幅，描述、分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对党内政治生活表象的描述，而是直言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深刻分析了造成问题的原因。蔡和森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创立的初始阶段，因不同小组的领导人的信仰以及各自的政策主张不同，各小组成员冲突和争论不断，“党内此时即无一致的思想，且简直闹得不成样子”。他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以及党成立后不同领导人因信仰不同、政策分歧、个性差异等而造成的各种争论和斗争。蔡和森对党内不同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现状和实践活动表现的阐释，不是简单地停留在个人性格、工作作风等因素的分析上，而是深入分析个人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追求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形成的社会背景等。毋庸置疑，这种分析方法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因此，得出的认识和结论更为符合实际，也更为深刻并富有见解。

四、提出要辩证看待和敢于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当然对党的自身发展和党领导的事业发展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其内部的政治生活就是复杂、多变，充满着博弈和斗争。蔡和森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展的主要政治活动以及不同阶段的党内政治生活情况。如何看待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斗争以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斗争？蔡和森对这方面的认识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宣传机关的党”，成为“一个行动的党，真正的党，这就是由于不断的争斗而形成及得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各种斗争活动中以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的。蔡和森并不回避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斗争的现实，相反，他认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斗争，只要能维护党的利益，就要敢于坚持原则，勇于斗争。这与我们今天强调的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有着内在的契合。

总之，从报告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蔡和森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非常重视的。他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内政治生活现状的鲜活描述、透彻分析以及提出的真知灼见，不仅为后人了解和洞悉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活动的运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见解，而且为我们今天健全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历史的启迪。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已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蔡和森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为这项基础性工作的开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所著《社会进化史》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

蔡和森在备受磨难的成长历程中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穷其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他在上海大学任教时期所著的《社会进化史》一书，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人类社会发展及历史规律的著作之一，成为当时宣传唯物史观的畅销书，其影响如下：《社会进化史》一书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人类社会发展及历史规律的著作之一，成为当时宣传唯物史观的畅销书，其影响如下：第一，推进了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20 世纪20 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主要是摘译，《社会进化史》一书的出版，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学生“懂得历史也是一门科学”。这部著作还被多次作为教材使用，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也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第二，反击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思潮激烈争锋，《社会进化史》一书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及社会革命等问题的阐释，有力地反击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三，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研究。《社会进化史》一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自这部著作出版后，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史的重视，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社会发展史著作。第四，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社会进化史》一书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动因论、社会发展规律论、社会形态论，并开启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先河。第五，在中国第一个传播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唯物史观的观点，把中国现代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进化史》开辟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及其中国化的人类学古史研究方向，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展，对于唯物史观中国化具有历史的意义和现时代的启迪。

最早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发动工农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蔡和森在留学法国期间，1920年同毛泽东等通信中讨论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问题时，对无产阶级军事斗争问题尚未予以关注。这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武器”，一是党，二是工团，三是合作社，四是苏维埃。还没有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蔡和森参加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之后，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结合当时的国内政治状况，对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革命军队是广东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力量、中国军事势力可以影响政治的变迁, 党要注意军事运动”等重要思想。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根源进行的分析是深刻的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这是蔡和森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体现。

1927年初，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在此期间，蔡和森经历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等重大变化。在如此重大变化的形势下，蔡和森的军事思想也有了显著地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主张：

第一，根本问题是武装农民。1927年4月，中国革命正处于紧要关头。如何挽救革命并继续推进革命发展？蔡和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第一当注重的是农民运动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国民革命如不解决农民问题，可断定不能成功”。“目下军事虽然胜利，但军队非完全的武装基础，因军事领袖随时有向后转的可能，彼可携带武装加入，也可以携带武装逃遁”。历史表明，农民的支援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农民的斗争也需要武装支持。所以， “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 只有“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 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 。领导国民革命必须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第二，以暴动对付暴动。党的“五大”后，蔡和森在中央常委代理秘书长，曾经写了两个关于两湖的决议， “主张组织与发展群众暴动扑灭两湖反革命，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两湖问题，农民自己动手没收土地，发展我们的武装势力”。蔡和森提出，“暴动的性质是群众的土地革命的而不是军事冒险”，应防止军事投机的倾向；“暴动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暴动是由党领导” ；暴动应做好准备工作，之前要充分发动群众起来为切身利益而斗争，还“应选择适当的时机，既不应失时，也不应盲动，总要知己知彼，计划利害”。特别指出，暴动“绝对不可离开‘群众’和‘组织’的观念，去干那英雄冒险的把戏，尤要尽可能避免自己势力之巨大的损失” 。第三，开展农村游击战争。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蔡和森积极支持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开展。他提出， “组织与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应该是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 党应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朝着“实行群众的土地革命大暴动，打到一切新旧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总方向走” 。他认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不但在南方，北方亦如此”。无论南方北方，农民斗争起来后，都应该“很快的转到武装斗争方面”，开展游击战争。农民游击战争的开展不仅会“得到割据局面”而且可以“得到建立红军, 得到使敌人军队瓦解” 。他还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应把握的原则：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军队中，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组织势力中，都保持绝对的优势和领导地位” ，这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的重要经验；游击战争应该注意“使之群众化，使之深入农村，不容易为敌人所消灭” ；“势力未充分时，不要轻易进攻驻有重兵之城市” 。第四，党要重视争取旧军队的兵运工作。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发动工农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对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产生了积极地推进作用，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宝库。

在中共党史上，一个人能占一个第一就实属不易，蔡和森却至少创造了七个第一。这七个第一，实际上是他从事革命事业的不同时期的标志性贡献。而今，在迎来他诞辰126周年的日子里，缅怀他的这些丰功伟绩，仿佛看到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来源：前线、共产党员网、湘潮、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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