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的女人——第62期）
中国历史上，被尊称为“公”的人很多，但最著名的就三位：周公、关公和包公。相对而言，周公在民间的传说故事较少，而关公和包公的故事都很多，尤以包公为最。包公不仅出现在《三侠五义》《包公案》等小说中，还出现在各种评书和剧本以及戏台上，甚至是神话传说中，足见其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
包公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广大老百姓心中普遍的“清官”意识。毕竟，历史上战乱的年月要少于和平的年月，因此，在战乱时代才能体现其价值的关公，其实没有包公的人气指数高。在普通老百姓认为，只有清官多了，坏人才会少，社会才能和谐，大家才能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子。而包公，作为清官的代表，则被捧上了“神坛”。
于是，很多清官断案的故事，便都被包公“承包”了。胡适就说过，“包拯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民间传说中的“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但话又说回来，为何这个箭垛式的人物不是旁人，而偏偏是包公呢？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包公其人，确实不同寻常，是史上罕见的秉公执法、不畏权贵、铁面无私的清官。
（一）怒怼皇帝
包公原名包拯，字希仁，安徽庐州（今合肥）人，出生在公元999年。其仕宦生涯刚好处在北宋历史上最清明的时期，即宋仁宗统治时期。包拯比宋仁宗赵祯长11岁，也早一年离世，两人的“事业人生”期基本重合。因此，也可以说，宋仁宗打造的“庆历新政”和“嘉祐”小盛世，跟包拯不无关系。而包拯的千古第一清官也是拜赵祯所赐。
包拯跟宋仁宗的关系类似于唐太宗跟魏征的关系。他们君臣之间经常吵吵嚷嚷，在吵嚷之间，许多棘手的事情便解决了，也体现出了古代王权专制社会的一些罕有的民主气息。
包公简直比魏征更厉害，他在朝堂上跟宋仁宗当面争吵，甚至唾沫星子飞溅到皇帝脸上，赵祯都不敢发脾气。当然，这跟仁宗皇帝性格比较宽厚或者比较懦弱是分不开的。如果换成唐太宗李世民，武将出身，脾气彪悍，估计老包人头不保。
老包同仁宗最著名的一次干架发生在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极受仁宗皇帝宠爱的张贵妃，想让皇帝给自己的伯父张尧佐提拔一下，当个节度使，但包拯以为张尧佐不能胜任这个职位，进行了激烈的反对。
包拯的反对是有理由的。因为张尧佐曾经官至三司使，总管全国财政大权，其与最高行政机关政事堂、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并列，因此三司使又号称“计相”，位高权重。但张尧佐在这个位置上干得并不好，甚至贪污腐败。于是在1049年，包拯同谏官陈升之等人便在皇帝面前炮轰张尧佐，说他德不配位，要罢免他的三司使职位。
结果仁宗只好把张尧佐降职处理，只让他担任三司下面一个分支户部的侍郎官。可这下张贵妃又不愿意了。张贵妃自幼丧父，是伯父张尧佐带大的，二人亲如父女，因此在张贵妃的干涉和帮助下，张尧佐准备再弄两个肥差，其中一个是淮康军（治今河南汝南）节度使，还有掌管皇家宴会礼仪、检视内外进奉财物的肥缺“宣徽南院使”，另外还有景灵宫使这几个职位。
能力不济的张尧佐如果得逞，又是权势熏天了，对大宋江山绝非好事。于是包拯便同谏官张择行、唐介等商议，认为应追夺对张尧佐的这些任命，或者只选择宣徽使、景灵宫使、节度中的一个授予他即可。
这天，包拯带领七名言官与宋仁宗理论，君臣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包拯说到激动处，唾沫星子都飞到了皇帝的脸上。宋仁宗用只是袖子擦了擦脸，无奈地辩解了一句：“节度使不过是个粗官，就让他当了又咋地，你们还争什么呢？”
结果包拯直接一句怼回去：“太祖太宗都当过节度使，怎么能说就是粗官呢？！”仁宗立马噎住。最后在包拯等人强行劝谏之下，仁宗皇帝只得妥协，张尧佐只能在宣徽使和节度使中选一个当。最终他只好放弃了自己十分心仪的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
宋仁宗像斗败了的鹌鹑，回到后宫后，心里不爽，十分委屈，但也只是对张贵妃诉说了一番，在老婆的安慰下，才平息了怨气。
还有一次是包拯弹劾转运使王逵的事情。王逵在担任转运使期间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民愤极大，但由于他与宰相陈执中等关系密切，又受宋仁宗庇护，一时间大家都不敢对他怎么样。但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包拯下决心要扳倒王逵。他连续6次上书弹劾，都被宰相和宋仁宗驳了回去。
到第7次时，包拯忍无可忍，当面直接责骂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意思是，王逵是个大贪官酷吏，皇上任用他，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此激烈之言辞，令朝中众臣大为震动，还真把宋仁宗吓住了：如果再护王逵的话，恐怕老包要收拾我了！罢罢罢，皇帝只有做出让步，罢免了王逵。
连皇帝都敢怼，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当时的宋朝还没有出现比皇帝更厉害的人物，比如后来的慈禧太后之类。
不过太过刚直的人，就容易树敌。史载，当时因包拯的弹劾而被处分、降级甚至革职查办的大小官员和权贵足有60多人。因此人们对他的后事就颇多联想。其中之一就是，他死后，会不会有人掘了他的墓，砸了他的墓碑？
众所周知，当年唐太宗尽管怕魏征，数次被魏征“斗败”，被传为美谈，但事实上，李世民心中对魏征并不十分服气，甚至对他有很大怨气。因此在魏征死后，李世民为了泄愤，还派人砸了魏征的墓碑。相对来说，宋仁宗性格比较温柔和顺，断不敢做出像李世民这样的事情来。不过，包拯生前的死敌可不好说。因此，民间盛传，包公死后，后人为了防止他的墓被掘，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之一便是设了不少疑冢。
（二）盗亦有道
包拯只活了63岁，是在嘉祐七年，即1062年7月3日去世的。他逝世后，“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仁宗皇帝更是大为悲伤，辍朝一日，亲临吊唁。
当时包公只留下一个5岁的儿子包綖。本来包公还有一个大儿子包繶，但包繶只活了20岁，已先于9年前去世了。当皇帝见到小包綖时，也是唏嘘不已，对随行人员叹道：“包拯公而忘私，不徼阴幸也！”随后下令追赠包拯礼部尚书衔，谥号“孝肃”。
因为当时包綖尚小，无法料理父亲的后事，丧事便由包公的女婿，即宰相文彦博之子，时任国子监主簿的文效主持。
包拯葬礼当天，整个庐州的百姓都来给他送行。文效以朝廷特使的身份，护送着岳父的灵柩，同时朝廷还任命文效为合肥保信军节度推官，以便就近照顾包拯的家人。
为了预防那些心怀不测的人在包公去世后搞事情，包家人也采取了一些举措。后来传说最多的是，包公出殡时，文效总共安排了21口棺材，分别从合肥的七座城门同时抬出来。这就是在提醒包公的仇家，你们不要企图“打扰”在地下长眠的包公，你们找不到他的！
这个传闻后来又被人质疑，包公生前极为清廉，哪有钱买这么多棺材，如此铺张浪费？不过有后世专家推测，这21口棺材也可能是文效借钱买的，后来岳父下葬之后，他把多余的棺材大部分又送给其他老百姓了。棺材自古以来就有“升官发财”的寓意，所以老百姓并不忌讳；相反，大家都以得到包大人的棺材为荣。文效当时只是玩了个遮眼法，其实包公的疑冢是有，但并没有21座那么多。
不过，即便如此，文效的举动似乎也有点多余了。因为包公在当时已经是名扬天下，被大家极为尊崇，即便是盗墓贼都不愿打扰他的。相传当时的盗墓界在知晓包公去世之后，就立下一个规矩：从此谁也不准盗包公之墓！盗亦有道，可见包公的人格魅力。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盗墓贼尽管可恨，但他们大多出身贫穷，起初都是普通老百姓，因为生活所迫才走上犯罪之路的。但他们大多心存一点良知，知道包公是一位清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如果挖了他的墓，良心上会一辈子不安的，说不定会遭天谴的。
然而可悲的是，包公的墓后来还是被盗了。
（三）被盗之谜
1973年，安徽省合肥二钢计划在合肥市大兴集建石灰窑，可包拯的墓就在大兴集。如果建石灰窑，势必要影响到包公墓，这样，下葬了900多年的包公就不得不迁坟。于是，为了保护好包公墓，合肥市文化局的宣传员吴兴汉提出，要对包公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尽管当时合肥包公墓被认为只是包家当年布下的疑冢之一，另一处墓地在河南巩县；但当地还是组织了一个清理发掘小组，进行挖掘。因包公墓其实是一个墓群，其中有大大小小多个坟冢，究竟哪一座是真正的包公墓，也不能确定。于是发掘小组经过讨论，放弃了一些大的墓冢，在远离中心墓群的一个小墓堆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土坑，也十分简陋，没有任何常规坟墓应有的夯土层，以此判断，这墓的主人地位应该很卑微。可出人意料的是，从这个小小的“疑冢”里居然发掘出了一口金丝楠木棺材！要知道，古代用金丝楠棺木的人必须有一定身份地位，起码二品以上官员，难道这真是包公的？
工作人员继续挖掘，又发现了两块墓志铭，即两块破碎的墓刻石碑。大家把这些石碑拼在一起，发现一座上刻着“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另外一座上面刻着“宋故永康郡妇人董氏墓志铭”。这下确信无疑，这里葬的应该就是包公和夫人董氏。
但又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墓穴很小，且只有一具棺材，怎么能葬两个人？根据常规，夫妻俩合葬，也都是一个人一个棺材的。况且，棺材里的一堆遗骨较少，连一个人的都不够！随后，工作人员取出其中的34块遗骨运到北京做鉴定。鉴定的结论是，所有的骸骨都是男性的，也就是说，这些遗骨很可能是包公的，但没有其夫人董氏的。但为何这里有两块墓志铭？包公的遗骨为什么这么少？
最后专家认为，这个墓穴不是包公的原葬墓，而是迁过来的。那么原墓地在什么地方？是被什么人转移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是什么人将包公的墓志铭弄破的？难道是盗墓贼？难道有谁破了盗墓界立下的行规？
对于这些疑问，专家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来到包氏家族，找到了一些文字资料。
根据史料记载，包拯去世后，仁宗皇帝为了追念包公生前的功德，不仅为包公的儿子赐官，而且还特封包公的后人为“恩生”，负责管理包公祠。“恩生”一般由包氏后人长房的嫡长子继承。而当时包氏最后一代“恩生”是包拯第35世孙包先海。包先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他曾把一个亲戚家的儿子过继了过来，欲将“恩生”继续往下传；而包氏家族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包先海则传给了自己的女儿，不过这些资料基本都在上世纪60年代破四旧时被烧毁了。
最后发掘小组几经周折，在距离合肥很远的包家洼找到了一本1918年绘制的《包氏宗谱》。发掘组根据书中记载的包公墓葬的位置，又进行了一次挖掘。然而当墓室门打开后，发现里面破烂不堪，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显然，这也是一个疑冢。
正在大家为包公的真正墓地发愁的时候，过来一个叫夏广宏的老人，他说他家祖上不少先人都是给包公守过墓，小时候他曾听老人讲过，真正的包公墓就在后面那块油菜地里。
于是发掘小组马上到老人所说的油菜地进行挖掘，果然发现了一座古墓，规模比较大，足足有24平方米，并且还是规格比较高的石砌墓。但墓葬内损毁也极其严重，显然，这个墓也是被盗过的。
不过发掘小组发现此墓有一个地宫！于是挖掘地宫，终于见到一件有价值的文物，就是一个陶俑。此佣属十二辰俑中的一个。十二生辰佣是古代人们用来“压胜”“辟邪”的镇墓器物。此俑头戴平顶冠，双手作持物状合于胸前，整体高35厘米。中国古代，随葬品等级森严，像十二辰俑这种规格的随葬品，在宋朝时，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死后才配拥有。
另外，专家还发现了一个砖台，墓葬中这种砖台一般是用来放墓志铭的，经过测量，与之前发现的包拯的那块墓志铭大小正好相符。
由此，专家们断定，这里就是包公的原葬坟墓无疑了。于是专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包公墓确实被盗了，但不是一般盗墓贼所为。一般盗墓贼为了减小盗墓工程，不会大动干戈，通常会选用从坟墓旁挖洞的方式进行，这样也比较隐蔽。可包公墓却是用“大揭顶”手法被挖掘的。这样的“大手笔”、大动作决不是一般的盗墓贼所为。
专家认为，这一定是金兵干的。公元1129年，金兀术率兵南下，曾占领庐州，当时金兵一路掳掠，很多墓冢都被挖开洗劫。当然金兵可不管包公是谁，是见墓就挖。因此包公墓很可能是在那时被强行挖掘的。
包公墓被金人挖掘后，当然遭到极大破坏。但是他们失算了。他们没有从这位宋朝显赫的官员墓里弄到什么金银财宝，包公一生清廉，棺材里能有什么东西？于是他们破坏一通就走人了。
为了防止包公墓被进一步被破坏，金兵走后，包氏的族人便把包公的遗骨和弄破的墓志铭迁移到包公夫人董氏那里了。因为董氏的墓也被金人挖掘过，因此董氏的遗骨可能被完全弄丢了。后来这里的遗骨就只有包拯的了。这样，包公又换了个地方，孤独地“睡”了八百多年。
发掘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将包公和其家人的遗骨转交给了包氏的后人，让他们进行妥善安葬。
1973年8月，包氏后人将包公及其家人的遗骨重新装敛在11口小棺材中，运回包公的故里大包村。可到了大包村，当地的公社书记以“不许搞封建迷信”为由，拒绝让包公和其家人的遗骨下葬。包氏后人无奈，只能将遗骨重新运回了合肥，暂时安置在包公的第34代孙包遵元家中。
但把这些遗骨放在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4个月后，包氏后人经过协商，又将所有遗骨都合并在一起，悄悄运回老家大包村，再重新装殓到11具小棺木中进行了安葬。至此，包公的遗骨终于有了归属。
然而，事情又有变故。1986年，合肥市在原包公墓不远处又新建了包公祠，要把包公的遗骨移到这里。但当大家来到1973年重新埋葬包公遗骨的地方，挖开墓穴后，发现11具小棺材竟然变成了11个陶罐！大家连忙打开这些陶罐，发现所有的陶罐里都是空的！
那么，放在这里的包公和家人的遗骨到底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这又成了千古之谜！
难道，一代名臣，千古第一清官，包公的遗骨就这样在世界上完全消失了吗？幸亏，1973年，发掘包公墓的专家把包公的一部分遗骨送到北京检测，总共34块，它们还在，一直由文化局的吴兴汉保管着！这34块遗骨就成了包公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或者仅有的物证了。
如此，我们的包青天总算死也瞑目了……
（文/说历史的女人·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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