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是晚清的实际掌权者，也被称为清朝的掘墓人。在封建王朝时代，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慈禧太后更是如此。庚子治乱时，慈禧吓得仓皇出逃，裹挟光绪帝离京避难，美其名曰”西狩”。可是，过惯了奢华生活的慈禧，很快就觉得银两不够挥霍，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外，还打起了向富商借款的主意。

作为大清的太后，慈禧的懿旨便是命令，一旦她开尊口，谁也不敢回绝。因此，慈禧的借款，可真算得上实打实的”巧取豪夺”。众所周知，资金就是生意人的命根子，将银子借给朝廷，不仅面临着巨大风险，而且很可能导致自己的资金链断融。所以，在慈禧借款的过程中，也并不是那么顺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慈禧向晋商借款的故事。

庚子治乱与慈禧西逃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民间出现了排外情绪严重的义和拳组织。面对义和拳，清政府最初予以镇压，镇压不成又想收为己用，始终摇摆不定。后来，列强借口镇压义和拳，再次发动了对清朝的侵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庚子之乱。

起初，慈禧太后也表现得颇有”气魄”，真与列强开战。只可惜，此时清朝的军队早已是不堪一击，根本无力阻挡八国联军。尽管在这场抵御外辱的战争中，曾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爱国将领，还是未能扭转败局。最终，慈禧太后很快转变态度，一面仓皇出逃，一面命人正压义和团。

可笑的是，在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慈禧便已如坐针毡。作为清王朝的实际掌权者，她丝毫没有竭尽全力，拼死一搏的勇气，而是刚刚听闻郊外的枪炮声，便收拾行囊准备连夜出逃。当然，在离京前夕，慈禧还做了一件令人骇然的事——命人将珍妃投入井中。她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珍妃及其堂哥是光绪的支持者，曾主张对外采取强硬措施。显然，慈禧除掉珍妃，着实具有为日后求和做铺垫的意味。

自慈禧入宫后，便没有怎么外出，但又两次出逃的经历：一次是曾跟随咸丰帝逃往避暑山庄，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另一次便是裹挟光绪帝西逃，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慈禧的第二次出逃，又被美化为”庚子西狩”，但事实上，所谓的”西狩”，不过是逃命罢了。

由于事前未经筹划，慈禧和光绪的西逃，显得十分慌乱。这一点，倒也颇与历史上的唐玄宗出逃相似。但慈禧是比较幸运的，在她离京后，虽然起初吃了不少苦，却没有遭受”马嵬驿之变”。于是，经过一番喘息后，慈禧拿出了西巡的姿态，开始挥霍和享受。

慈禧西逃的路线，是由京城奔直隶，再由直隶入山西，而她真正的享受，便是从入晋开始的。毕竟，此时洋人的枪炮声越来越远，留守在京的大臣们也开始与洋人斡旋了。这时，慈禧的逃亡之旅，正式变成了巡幸。只是，她再怎么装腔作势，也再由不复康、乾二帝的风采。

慈禧在山西的奢靡生活与借款

到山西之前，慈禧身边的随从开始日益增多，粮食和银两的消耗日益增多，等到了山西后，所需消耗便更大了。更为令人气愤的是，慈禧开始在行宫摆谱，不惜将行宫当作朝堂来显摆。在太原期间，除了一班人等的吃喝拉撒外，慈禧还经常大手笔的奖赏随从和接驾人员。这一切，都需要花银子。

为了花钱方便，慈禧还不断催促，命人从地方调集粮草和银两。在众多记录了慈禧大肆挥霍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它用光绪的名义发了谕旨：

“朕（按：光绪帝）恭奉慈舆，暂行巡行太原，一切度支，均关紧要，所有部拨各省京饷及内务府经费，并年例应行解部各款，著全数改解行在，以应急需而子分拨，勿得玩忽。将此由五百里各喻令知之。”

这份档案仅仅是一个缩影，它以光绪的名义直接让相关部门将粮饷和经费转运至行宫所在。然而，远水毕竟难解近渴。虽然京城和周边省份都火急火燎地加紧筹办，可终究无法满足慈禧的开销。于是，身在山西的慈禧，想到了向晋商伸手借钱。

山西商人头脑精明，善于经验，而且十分节俭，因而积攒了大量财富，有许多富甲一方的商户。在慈禧借款时，最为著名的就是山西乔家和贾家，共向他们借了三十万两，其中先期从乔家借了二十万两，后来又从贾家拿了十万两，以供慈禧一行消耗。

做生意的都清楚，资金就是商人的命脉，断融无疑是一场灾难。可是，当慈禧授意后，晋商们虽然心中狐疑，却不敢拒绝。于是，当时富有头脑的商户们，都表现得十分积极。筹款时，乔家大德恒商号选派了一个代表，那就是贾继英。此人十分精明，当官员问及谁能先拿出二十万两来时，曹继英当场表示愿为朝廷分忧，并随后与东家乔致庸等人沟通，凑出来这笔钱。

这一情节，在《乔家大院》中也有过表现，但已经过了艺术加工，并且在银两数额上有所不同。在剧中，乔致庸是出借十万两，而这一情节也被许多人所熟知。​

面对乔家的”康概”，慈禧太后也颇为高兴，她提笔写下了”福种琅嬛”四个字。由于这是”老佛爷”的御笔，所以乔家并将其挂在了最为显眼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皇恩浩荡了。关于这段故事，后来被广为传颂，有人说这块匾是乔家人要的，有人说是慈禧主动赏的，但无论如何，它却成为了乔家大院历经沧桑的历史见证。

然而，由于慈禧大肆挥霍，再借了乔家二十万两白银后，还是有十万两的缺口。当时，除了乔家，山西还有一富商，那就是号称山西首富的曹家。而这十万两白银的缺口，就落在了曹家身上。曹家虽然不愿出借，可自古以来都是民不与官斗，最终也只好拿出了这笔银子。

慈禧此前从乔家借得二十万两白银，后来又从曹家拿了十万两，自然十分欢悦。结果，她又做出了一次赏赐——将法兰西国送给她的金火车头转手赐给了曹家。当然，所谓的金火车头，其实并非纯金，而是合金。可即便如此，外国人送给慈禧的礼物，再转送给曹家，自然也是无价之宝了。

慈禧一行虽是逃难，可一路上挥霍无度，捉襟见肘时便利用皇权向晋商借钱。此事虽是出于无奈，倒也折射出了晚清的腐败和无能。如今，乔家高悬的”福种琅嬛”匾额与曹家珍藏的”金火车头”，早已成为了文物。但每当我们再见到它们时，却总有种莫名的沉重感。

参考资料：侯龙、解洪文、薛军著：《晋商发展史话》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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