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即公元86年，是驻守西域疏勒国盘橐城的班超最为难过的一年。这一年，他不得不亲自设计诱捕并斩杀了曾与自己并肩战斗、情同父子的疏勒王忠，苦苦经营西域。
今天的新疆喀什，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为疏勒国。疏勒是丝路古道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汉时的丝路南道和北道在这里交汇，且“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地处交通孔道之上，让疏勒国成为西域各种势力竞相争夺的地方。
公元73年，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这一年，龟兹王率领军队攻陷了疏勒国，并杀害疏勒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王。也就在这一年，42岁的班超以假司马的身份率领一支36人的使团西出玉门关。
奇袭匈奴使团，迫使鄯善王臣服汉王朝，又用智谋降服于阗后，班超于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来到了疏勒。他袭击驱逐龟兹人兜题，复立疏勒先王兄长之子忠为王。
对于忠而言，班超之恩，恩同再造。而且接下来，两人更是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匈奴卷土重来，攻击驻扎在丝路北道的西域都护陈睦。恰在此时，汉明帝驾崩，汉王朝举国大丧，玉门关封关。西域诸国纷纷叛汉，龟兹、姑墨发兵进攻疏勒。班超虽然孤立无援，依旧与追随自己的36名壮士苦守盘橐城，与疏勒王忠互为首尾，坚持岁余。
汉章帝即位后征还班超。班超一走，疏勒国即有两城叛变，里通龟兹。在归程中再三思量后，班超毅然返回疏勒，平定叛乱，继续支持疏勒王忠。
以后十年，班超以盘橐城为据点，苦心为东汉王朝经营西域。而年轻的忠也因为班超的支持，在疏勒的地位牢不可破。
然而，汉章帝建初九年（公元84年），班超出兵讨伐莎车，忠却接受了莎车的重金贿赂，背叛了十年来与自己患难与共、相扶相携的亲密战友班超。
综观两汉时期的西域历史我们发现，疏勒王忠这种叛服不定的行为并非孤例，而几乎可以说是塔里木盆地中西域小国的一种常态。
司马迁在为匈奴列传时，曾说匈奴人，“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这种将周边国家部落之人普遍视为一心追逐利益而不讲礼义的蛮夷之邦的观念，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固化。
然而，今天的我们在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在指责这些西域小国叛服不定、背信弃义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想到，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逐利行为，毋宁说是一种国家生存策略。
西汉时期，汉王朝国力强盛，匈奴也不甘示弱，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地区正是两国角力的地点。所以，位于盆地内这些人口不过几千几万人的小邦小国，被夹在汉和匈奴两个超级大国间，只能选择骑墙，谁更强大便臣服于谁。
到了东汉，匈奴的势力衰落，很难再控制西域。与此同时，东汉王朝的国力也远不及西汉。
西汉时，特别是汉武帝时代，动辄动用数万甚至十数万人马与匈奴激战，直接针对西域地区的汗血马战争和赵破奴袭楼兰、姑师，也都动用了数万人马。
而班超经营西域，关于汉朝兵力的记载只有两处：一是公元80年，章帝遣假司马徐干领“弛刑及义从千人”支援班超；二是公元84年，章帝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支援班超。也就是说，在班超经营西域的数十年间，他手中可控的汉兵大概就是这区区1800人。
所以，大多数的时候，班超都是调遣西域各国兵马讨伐不肯归附的其他国家，即“以夷制夷”。而汉和帝在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加封定远侯时，也盛赞他“不动中国，不烦戎士”。
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虽然较西汉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经营西域的成本，但也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西域诸国的叛服不定。
西汉时期，西域国家还只是摇摆在汉和匈奴之间；到了东汉，西域那些实力稍微大点的国家，如龟兹、莎车等都想做塔里木盆地的老大，甚至连葱岭之西中亚大草原上的月氏、康居等也试图来分杯羹。在这种局势之下，疏勒王忠的背叛似乎也就能够理解了。
西域的局势如此混乱，班超完全是以一己之力在为整个东汉王朝苦苦经营西域。即使是在玉门关封关，别无后援的绝境中，他仍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支撑和捍卫着一个王朝在异域的权威。
班超，不愧为无冕的西域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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