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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首气势恢宏、脍炙人口的不朽名篇《沁园春·雪》中，毛泽东这样写道：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须睛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这位盖世伟人的眼里，那许许多多的封建帝王，不过是“粪土”一抔，何足道哉！唯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可聊称风流，值得一提。而宋太祖赵匡胤也有幸名列其中。

那么，赵匡胤到底做出了什么惊人业绩，能赢得如此称许?

一、实现中国文明区的再次统一

概括说来，赵匡胤一生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就是恢复了中国主要地区的统一，并为维护和巩固统一呕心沥血，奋斗一生。

公元10世纪初，伴随着大唐帝国的土崩瓦解，中国陷入了又一个长期军阀割据、群雄混战的历史时期。在这一艰难的时世里，赵匡胤胸怀大志，不甘沉沦，砥砺奋发，以一介武夫，逐步掌握兵权，并最终位登九五，跃居帝王之尊，建立了赵宋王朝。

赵匡胤登基以后，面对“卧榻之侧，皆他人家”的严峻局面，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弹心竭力，焦思苦虑，寻求结束混战，统一天下的良方妙计，最终确立了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他审时度势，料敌如神，指挥有方，跃马扬鞭，东抚西讨，南征北伐，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割据政权，使分裂的中国重新走向统一。

统一的实现，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200年长期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使饱受战难的广大民众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和平安宁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容否认，统一的初步完成，是时代潮流的客观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赵匡胤本人也功不可没。他在统一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雄才大略，是统一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创业难，守成更难。夺取政权，实现统一只是赵匡胤万里征程的第一步，实现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维护和巩固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是赵匡胤面临的更为重大而严峻的课题。赵匡胤为此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二、文臣武将的制度安排

赵匡胤深刻体会到，唐末以来兵连祸结，王朝更迭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如不对此进行改革，那么赵宋王朝断无长治久安之理。于是，赵匡胤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将地方藩镇掌握的政权、财权、兵权收归中央，铲除“帅强则叛上”的土壤。

在中央，则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宿卫勋臣统领禁兵的权力，然后，设立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巧妙地将兵权一分为二，“兵符出于枢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从而解除了将帅动辄犯上作乱的威胁。如此同时，大力整顿军队，裁汰老弱，加强中央禁军，注意训练，严明军纪，消除了“兵强则逐帅”的恶习。

在进行军事改革的同时，赵匡胤对中央和地方官僚体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在中央，削弱和分散相权，以解除相权过大对皇权构成的威胁。特设“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并将兵权分离出来，由枢密院执掌。同时，提高台谏官的地位，使他们随时可以弹劾宰执、官僚，起到督察政府官员的作用。

对官员的任用，实行了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所有官职，除特殊情况外，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职只是作为官员的荣誉衔，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称为差遣。“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用官职分离、名实不一的手段，来达到集权中央的目的。

和加强集权同时进行的，是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减轻刑罚，选用人才，以求达到天下大治。

五代时期，各割据政权各自为政，法令频苛且不统一，所谓“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划一法令，不仅是结束混乱局面、安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维持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赵匡胤反对法令过于严苛，他说：“尧舜惩罚四凶，也不过罪止投窜，为什么近代法网这般严酷?”因此，即位之后，即下令修订法令，并颁行全国。新刑统的特点是“参酌轻重，时称详允”。

赵匡胤此举常常使封建史学津津乐道他的“宽仁多恕”：

“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腰，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内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复奏辄得减有。”

剔除其中阿谀的成分，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较之五代繁苛的法令，宋法令确实比过去减轻和进步了许多。这对于减轻民众痛苦，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赵宋政权的稳定。赵匡胤对于澄清吏治，下了很大的力气。赵匡胤认为：“吏员猥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因此，精简官员，提高俸禄。另一方面，对于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五代时期，官场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梁唐已来，藩侯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少惑乱，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狠之名，其实贿赂半归于下”。赵匡胤本人对此有痛切的体会，因此对于贪官污吏“断不容之”，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在他统治的十几年间，对惩治贪污一直是常抓不懈。即使是大赦之时，贪官污吏也不在赦免之列。

为了防止官员贪污受贿，特地制定了举告办法：“诸行贿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经过严厉制裁，虽没有杜绝贪污，但却使五代时期的贪污政治大为改观，贪污案件大为减少，吏治大为清明。对于官员的考核，赵匡胤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实行循名责实的政策。从前文武官员，不同工作实绩，一到任满期限，照例得到升迁。

这种考课制度的推行，自然不能适应革新政治的要求。因此废除“岁月叙迁”的办法，官员在任期间，如果没有显著劳绩，不顺便予以升任。为了防止“铨衡止凭资历，英俟或沉于下僚”，规定：“吏部南曹，自今常调赴集选人，取历任多课绩而无阙失，其人材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当与量材甄奖。”而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则不惜予以罢免：“州县官有昏耄笃疾，不任从政者，令判官录事纠举，与长吏同署列状以闻。”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提高工作效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所谓“惟政能可旌者，播以不次；无所称者，至老不迁。故人人自励，以求绩效”。

三、经济和文化上的贡献

在经济上，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唐末五代不断地混战，使得“天下黎民，莫非疲弊；天下州县，靡不凋残”，造成了田园荒芜，流离载道，丁口锐减，满目疮痍。赵匡胤认识到，“为国家长久之计”，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为此，他整顿税制，革除苛征暴敛，减轻赋税和得役负担，与民休息，招集流民归业，劝课农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重视发展工商业。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为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赵匡胤的文化政策尤其值得大书特书。五代时期，兴亡以兵。与此相应的是武夫擅国专权，胡作非为。这些人由于自身经历、器识以及时代的限制，不可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一旦登居高位，便得意忘形，骄横跋扈，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轻视知识、歧视和排斥文人的现象。以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笔），焉足用哉！”

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武夫们对士大夫的普遍态度。生活在这种重武轻文的时代里，且本人又是一介武夫的赵匡胤，却表现出了卓而不群的超人见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赵匡胤逐渐体会到自己知识的不足。因此嗜好读书，即使是在行军作战间隙，也要抓紧时间，手不释卷。一旦听到哪儿有奇书，不惜用重金求购。跟随周世宗征伐南唐时，有人在周世宗面前诬告他在克寿州之后抢掠了好几车财宝，周世宗当即派人前去搜查，但翻箱倒柜，除了数千卷图书外，别无他物。周世宗对此大感迷惑不解，劝说他：“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赵匡胤回答：“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庸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见闻，增智虑也。”

文治国，武安邦。如果说赵国胤在即位前喜欢读书是为了增加自己一人的见闻，扩充知识，增长才干外，那么在他当上皇帝后，如何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就成了一个关系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四、厚待文人

赵匡胤面对的形势不容乐观。五代重武轻文的结果，导致学校不兴，文教日衰，官吏昏暴，朝政紊乱。由于“藩镇皆武夫，侍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使士大夫们产生了一种“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的逆反心理。所谓“昔者承五代之乱，天下学者凋丧，而仕者益寡。虽有良才美士，犹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闻而效力于官事”。改变这种士人不愿出仕的变态心理，已成为维护和巩固赵宋王朝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为此，赵匡胤采取了不少重大举措。其一是劝导在任文武官员读书：“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一方面籍此改变他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偏见，同时也借此提高他们的素质。

其二是实行保护知识分子政策，规定不得杀害士大夫，并作为家法传之后世。赵匡胤为此特地刻了一块誓碑，新天子即位，礼启默诵，遵照执行，其内容之一就是不杀士大夫。

其三是重用知识分子，提高文臣的地位，他不止一次说过：“宰相必须是读书人”，不仅在中央的许多重要职位由文人担任，在地方亦然。他曾说：“五代藩镇残暴肆虐，老百姓深受其害。朕今用儒臣办事者百余人，分治大州大县，即使这些人都贪污昏腐，造成的损害也不及武臣的十分之一。”

其四是兴学崇儒。针对五代学校不兴、文教日衰的状况，在即位之初，开辟儒馆，延用儒士，以培养人材，劝励教化。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派官员管理，招选生徒讲学，并经常前往国子监巡视。

其五是改革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他对过去科举被世家大族所把持的状况极为不满：“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又说：“贵家子弟，惟知饮酒弹琵琶而已，安知民间疾苦？”因此，扩大科举范围，打破门第出身和家庭贫富的限制，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应试，以使有才学的人才不至埋没。同时，确立复试、殿试制度，以杜绝势家权贵私人请托的侥幸之门。他认为“以前登科及第，多为官僚势家所占，使得出身孤寒的读书人不易获得做官的机会。如今，朕亲自临试，以是否符合标准定取舍。”

此后，殿试即成为定制。经过这番改革，宋代科举，从此不重出身门第而重学识。大批有才能的读书人，进入政府机关。上述措施的实行，又为士人开拓了入仕和发挥才智的道路，因此，他们再也不甘心默默无闻，老死牖下，纷纷参加科举考试，以求金榜题名，“不忍自弃于盗贼奸究”。

当时人们把中状元的士人，看作比收复疆土凯旋而归的将帅还荣光。“状元登第，虽统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而还，献捷太庙，还不及中状元那样光荣！”“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首宋代儿童奉为金科玉律的《神童诗》，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

赵匡胤实行的这种重文政策，被后继者所遵承，从而推动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宋代的文化科技事业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综上所述，赵匡胤作为宋代的开国皇帝，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宋建国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宋政权同其他割据政权以及同辽王朝之间，宋中央与地方藩镇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这些相互交织而又不断消长的矛盾，要求赵匡胤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千头万绪中找出关键所在，及时作出有效可行的决策。

五、中国古代最会领导的领导人

面对重大问题，赵匡胤依赖于群体的智慧，让文武臣僚各抒己见，出谋划策，通过相互讨论，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而对于简单和紧急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又偏重于个人决策。群体和个人决策各有利弊，赵匡胤把二者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扬长避短，最后确定大政方针：对内整顿吏治，提高文臣地位，改变武将专权的局面；对外则先南后北，根据实际形势逐步消灭其他割据政权；对北边的强敌辽采取积极防御。这样，就减少了失误，使决策能够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

决策作出之后，需要付诸行动予以实现。这就要求发动成员，组织行动，并把成员的活动协调一致，对准目标，完成任务。赵匡胤具备出色的指挥和组织才能，有知人之明，能根据各成员的特点，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

赵匡胤的组织工作有两大突出特色。一是久任责成，保持领导集团的相对稳定性和施政方针的持续性。“国初之不轻用人如此，盖其始也择之精，其终也任之久。择之精则山人不得滥其选，任之久则君子举得以尽其职”。二是保持领导集团的异质性。领导成员人格各不相同，在知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以及才能器识上各异，从而提供了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意见。

因此，在赵匡胤统治期间，远见卓识者有之，足智多谋者有之，善于管理、勇于决断者有之。不同特质和能力的人结合成了一个领导集团，这种优化组合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使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取长补短，协调一致，表现出了一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富有活力的态势。

领导者执行领导行为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赵匡胤的性格、器识和经验等决定了他采取的是分配型和鼓励型相结合的领导方式。注意培养群体的积极进取精神，自己仅决定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通过群体讨论来决定，具体问题则放手让臣僚自觉自主地解决，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发挥聪明才智。同时，关心和尊重臣僚，从而使统治集团成员之间关系较为密切，为共同目标相互协作，产生了较高的工作效率，使各项目标能够顺利完成。

沟通行为是领导好群体的关键因素之一。

通过上下级、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使指令得到传达贯彻，领导者也借此了解成员的思想状况和工作动态，以便随时调整成员的活动。为了沟通的顺利进行，赵匡胤虚怀纳谏，采取措施保证畅通言路，排除沟通障碍，保护和鼓励臣僚上书言事。在位期间，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择善而从，从谏如流。

不仅如此，还采取措施强化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如规定三司除各理本事外，遇改移制置、支拨折科、增减条流、转输供亿等重大问题，并须商量。若事未谙详，谍问别司，别司当尽理回报。对避事循默不言和推诿拖延者，严加惩处。频繁的沟通，使下情上达，领导意图也得以贯彻执行。

作为最高统治者，需要不断提高臣僚的思想境界，教育他们理解决策意图并很好地进行工作。赵匡胤本人能勤于政事，不沉湎酒色声乐。在以身作则的基础上，他要求百司官员各司所职，勤于廉政。对于老弱昏聩、贪浊畏儒以及职务旷废者，轻则撤换，重则处治。由于赵匡胤本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人们的注意，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感染力。

赵匡胤还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他认识到：“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赵匡胤生活简朴，崇尚节俭，对于改变五代时期奢靡习气，形成宋初节俭风尚，起了典范作用。

赵匡胤施政的最大特色，就是渐损渐除，从容利导，讲求实效，不图虚名。

其所作所为，“一鉴于夷狄盗贼毒民侮士之习行，其心之所不安，渐损渐除而苏其喘息。抑未尝汲汲然求利以兴，求病以去，贸愚氓之愉快于一朝，以不恤其久远。无机也，无袭也，视力之可行者从容利导，而不尸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点而刻苛于人”。

赵匡胤处心积虑，凭借权威的力量，制度和法令的约束，道德、风尚和舆论的影响，使宋初社会较之五代时期发生了明显而重大的变化。到其统治晚期，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出现了除旧布新的崭新局面。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代积习已久，暮气太深，除旧布新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一蹴而就的。“斯皆乱世之习，有不能尽去之者。”另一方面，赵匡胤首创的各种制度，原是长期割据混战、政权还未稳固时期的产物，完成是针对宋初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

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自然也难免会矫枉过正，产生若干消极的因素。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自然需要对赵匡胤所实行的一些政策进行适度的修订、调整、补充和完善。

正如真宗时的大臣王禹偁所言：“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观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固不可胶柱而鼓瑟也。”

赵匡胤正当盛年而逝，他所开创的未竟事业，历史地落到了其后继者的肩上。十分遗憾的是，继赵匡胤而起的宋太宗，就才能、器识和秉性而言，同其兄长相去甚远，未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赵匡胤开创的业绩进一步发挥光大。

他在即位之始，就把施政方针的基点建立在“保”和“守”上：“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种施政方针自然难以适应新的形势，解决新形势下的新课题。“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重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

他们没有领会赵匡胤立法的原意，一味蹈故习常，墨守成规，甚至把赵匡胤针对五代的一些改革措施，变本加厉地向前发展，使原未显露的一些消极因素日益突出。如南宋陈亮所言：

“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指赵匡胤）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终使赵宋王朝百病缠身，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积重难返。究其根由，这种局面的形成虽同赵匡胤不无关系，但如果把这笔帐完全记在赵匡胤头上，那又有失公允，不是持中之论了。

王夫之在评价赵匡胤时这样写道：

“太祖之得天下虽幸也，而平西蜀，定两粤，下江南，拒北狄，偃戈息民，布宽政，兴文治，以垂统于后，固将夷汉唐而上之。”

纵观赵匡胤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赵匡胤作为一代开国君主，无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完全有资格同历史上任何著名的封建帝王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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