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本身是一个生命体”
——作家邱华栋、祝勇谈《北京传》《故宫六百年》
《北京传》 邱华栋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12月出版
《故宫六百年》 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自1992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作家邱华栋已经在京29年了，“作为一个新北京人，我对北京一直充满了好奇和热爱，给这座伟大的城市写一本‘传记’，也是我自己的小心愿”。不久前，邱华栋终于达成所愿，所著《北京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3月13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众书坊联合主办的“如何书写北京——邱华栋、祝勇对谈暨《北京传》《故宫六百年》分享会”在北京雍和书庭举办，邱华栋、祝勇与各界读者分享了两书的创作与阅读感受，并就“如何书写北京”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北京历史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到金元明清，再到近现代以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世界大都市的形成，以及当下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建设，都是北京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传奇般的扩写。《北京传》结合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梳理出三千余年来北京这座伟大城市的历史传承、空间变化和功能演进的全景观，是一个作家对一个城市的观察与记忆。
写《北京传》颇有压力。邱华栋谈道，一开始想写一本特别厚重的书，列了一个大纲，写完预估将达80万字，内容非常庞杂，于是做了减法。他发现，大量关于北京的书写，写民俗、历史的比较多，主要写老北京，新北京的书写较少，且更多的写的是北京这个舞台上的人和事，而不太关注舞台本身的变化。在邱华栋看来，“城市作为一个空间，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我们这些城市的过客和大地上的短暂栖居者，必须谦逊地对待城市”。北京城市空间格局演进的变化，是他更感兴趣的，三千多年来，北京是怎样在大地上像植物一样慢慢成长，随着时间推移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因而，在写作结构上，他设置了主章与副章，主章是空间变化，描绘北京三千年成长史，是对朝代更替过程中城市的状态的描述，副章选取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建筑、规划等，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叙述，如主章写唐幽州城，副章则写潭柘寺的守望，主章写元大都，副章则写郭守敬与马可·波罗。以这样的方式，邱华栋用一年多的时间写完了《北京传》。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有打通古今，也有薄古厚今。”邱华栋指出，全书约540页，其中约180页写的是1949年以后的北京。北京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写这70来年的变化，为什么这样结构？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邱华栋写小说时也特别注意用今天的眼光重新看待历史，寻找历史中人物的声音。他也时刻感受着生活在其中的这座城市的变化，比如开车去通州城市副中心体验，“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看北京这个城市，我们内心的空间感一定会有所变化，比如对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大兴国际机场、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些感觉要吸纳进来，而且我们的生活形态也在不断变化”。
祝勇是作家，也是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去年出版了《故宫六百年》一书。与邱华栋的写作经验一致，每天与故宫朝夕相处，在他眼中，故宫也是一个生命体。祝勇认为，《北京传》虽然标题简单，但内涵却非常丰富复杂，举重若轻，脉络清晰，用20多万字的篇幅拎取三千多年的城市历史，对作家是很大的考验。邱华栋做到了古今贯通，不是沉浸在过去时空中的那个城市，写久远的纵深的历史，其落脚点是现在，是作为当代人写北京。“我和邱华栋写故宫六百年也好，写北京三千年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从作家进入历史写作，而不是以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角度来写北京的历史、故宫的历史，所以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写的关于北京的著作有很大不同。不同在何处？作家写历史有‘我’，《北京传》里就有‘我’，尽管主角可能是萧太后、完颜亮，可能是康熙、乾隆、梁思成等等各个层面的历史人物在这个舞台活动，但是它始终有‘我’在。我写《故宫六百年》也有‘我’，这是不约而同的，作家始终离不开以他的个人视角去看待历史和现在，而不是纯客观地讲述一些知识。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作者：何瑞涓
来源： 《中国艺术报》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微信 美文-微信文章库-我的知识库 » 作家邱华栋、祝勇谈《北京传》《故宫六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