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晋书·谢安传》，甚至于《世说新语》，里面都很少有谢安行政的具体事例记载。流传下来的，几乎全是谢安如何风流潇洒的各种轶事。
但在历史中，对谢安的评价却又相当高。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要如何理解谢安的功业？
他仅仅是一个名士风流的宰相吗，或者最多再加上打赢了一场战争？那他又是如何赢得身后名的？
要想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把目光放回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做一番探寻了。
东晋当时立国六十多年，政治运行模式已经基本上成熟。这种成熟，其实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事务，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或者有类似的情形出现过，早已形成固定的处理流程和处理方法，并不需要时人开动脑筋去搞什么创新解决方案。
这种情形，在统一王朝中很常见。 王安石在变法前，曾经给宋神宗上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其中提到的很多问题，早在宋仁宗年间就已经有了。之后过了几十年，问题依然存在——当然，王安石是想改变的。 但是，王朝运行的规律就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行模式只会越来越稳定。
但另一方面，这种稳定模式也并非万能。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应对新出现的危机。
当一个系统趋于稳定，那么如上所述，它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都是有现成经验可依循的。它的致命性bug，在于如果出现了新的问题，整个系统就会束手无策。
一个现成的例子，是清朝晚年的太平天国： 大清从立国至太平军起事，中间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时间。本来，对于叛军应该如何平叛围剿，朝廷是有固定章程可参考的，照章办事即可。 但事实上，情形并不相同。 首 先，太平军起事时，外国对中国的侵逼已经相当严重。其 次，太平军竟然占领了传统的江南财赋之地，大清财政立即捉襟见肘。 这两个新情况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它们让清廷在应对太平军之时，不可能再沿用之前的方法。最显而易见的逻辑，便是之前嘉庆朝平定白莲教叛乱，朝廷花了近两亿两白银。如今江南已陷，去哪筹措这么多的银子来？ 最终把问题解决掉的，是曾国藩的“湘军”。但“湘军”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军事制度的变革，还是朝廷和地方重新划分权力的结果了。 也就是说，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其实已经重塑了大清的军事制度与央地格局。 他是用新办法解决了新问题。
谢安如今执政，面临的其实也正是这种局面：朝廷依然还是那个朝廷，但问题却已不再是当年的问题。
东晋立国，根基之弱历代罕见。
它不像绝大多数朝代，是以军事立国的。东晋之所以能够存续，总体而言有三个前提：
首先，士族共和的政治模式。
士族在东晋一朝深度介入政治，并且掌握了可以传承的实际权力，形成所谓的“门阀政治”。各大家族轮流执政，保证整个士族集团掌握权力，并进而勉强维持朝政的平衡。
这一点，是东晋真正的根基所在。如果翻译成现代语境就是，门阀士族才是东晋真正的统治阶级。
其次，长江天险。
虽然东晋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很少真正把国境后退到长江沿线。但长江以北，基本上都是缓冲带，真正有大战来临时，都是可以放弃的领土。
在军事上，东晋追求的是“荆扬相衡”：上游的荆州是军事重镇，下游的扬州则是朝廷根本、财赋所在。荆州与扬州之间维持平衡，便能保证长江作为最后的军事防线。
最后，北方大乱，对南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军事威胁。
这一点就不用多展开了——写这句废话，主要是因为本强迫症想和前面两点在结构上保持一致。
- 但是，到淝水之战前，以上这些条件，已经统统不复存在。
/ 从桓温有篡位之心开始，桓氏既然希望凌驾于其他士族之上，那么士族共和的局面就已经被打破。
随后，桓温病死，士族之间的清算更是一触即发，这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动荡。
// 同时，长江天险不再。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桓温领兵攻灭成汉政权，蜀中在四十多年后重归晋廷控制，来自于长江上游的威胁解除。但仅仅才过了十五年，前秦便占据益州，晋廷再一次丢失对蜀中的控制。
而且这次的危机，还远比之前那次要来得严重。之前成汉占据益州，不过意在割据，并没有想要争夺天下的野心，因此与东晋倒也相安无事。
但如今蜀中落到前秦手中，意味却不大相同。前秦既然攻占了长江的上游，便可从巴州（重庆）直接顺江东下。如此，东晋在长江北岸的军事缓冲带，以及长江天险本身，就统统可能失去防御价值。
/// 最后，北方已经统一，前秦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壮大。
速度快到了什么程度呢？
太和四年，桓温领兵北伐，于枋头大败于前燕慕容垂，死伤无数。但才过了一年，前燕即被前秦所灭。
小明打不过小强，但是小强却被小壮一巴掌拍死了。如今，小壮要来找小明的麻烦了。
这么一梳理，你就会发现，到谢安执政时，东晋几乎所有的立国根基，都已丧失。
而这才是谢安在执政时，真正要面临的危机。
因此，从表面上看，谢安只是一个王朝中期的太平宰相，似乎可以萧规曹随，按照王朝既定的习惯运行。 但事实上，谢安要面对的，却是前所未有之局面。
那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安抚桓氏。
桓温病逝后，朝廷里想要清算桓氏的声音已经特别大，毕竟桓温逾越了红线，有代替司马氏称帝的念头。
而且，桓温还曾经对王坦之和谢安动过杀机，这是对“士族共和”的严重越界，如果不加惩处，那么这个坏头一旦开了，以后的斗争必然会越来越没有下限。
但谢安却不认同这种观点。在谢安的坚持下，朝廷并没有对桓温的行为进行任何清算；而且，还保留了桓氏几乎所有的利益。
桓温的爵位，由其五岁的少子桓玄继承；而其职位——主要是军事部分，则分给了桓氏家族的其他人。朝廷唯一拿回来的，只是不再给桓氏操持国政的权力。
谢安的观点是，要尊重桓氏的利益。毕竟此时东晋大部分的军事力量都还掌握在桓氏手中。如果任意侵夺桓氏家族的利益，一旦桓氏作乱，朝廷真的经得起折腾吗？
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只要承认桓氏的势力，只要桓氏的继任者愿意合作，那朝廷就还能维持原来的平衡生态。
其次，益州既然已经丢了，那么对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就只能是接受。但是，也不是说益州被占据了，东晋就一定会重蹈当年东吴灭亡的覆辙。
一百年前，西晋兵分三路，发动对东吴的灭国之战： 西路从益州顺流东下，一路攻克江陵、武昌，最终进据建康，成为灭亡东吴的主力军。 中路从襄阳出发，兵锋南下，将东吴在荆州的兵力拖住，使其无法支援下游。 东路则从徐州一带南下，直接渡江进攻建康。 三路夹击之下，东吴几乎是瞬间灭国。
这个方案总体看来，对于前秦的可借鉴意义很大。如今北方实力强于南方，只要能想办法抵消长江天险制造的障碍，再加上同时出击，使南方首尾不能相顾，那么灭亡南方政权便指日可待。
这，也正是前秦的战略谋划。
基于这样的战略谋划，事实上，早在淝水之战前五年，前秦便与东晋打过一仗。战争由前秦一方发动，最终前秦攻克了东晋所占据的襄阳。
但之后，在谢安的居中指挥下，东晋一方进行了积极的防御，并在各方的配合下，将战场设定在了寿春一带——是的，淝水之战的主战场，是由东晋选定的。
先上个图，请放大查看：
前秦与东晋，都是在循着西晋灭吴的现成经验，来做战前准备。因此前秦的目标，就是要尽量实现西晋当年的局势。对此，前秦准备得颇具成效：上游占据了益州，可以顺江东下；中游占据襄阳，也达成了西晋当年的战果。
而东晋作为防御一方，自然就得竭力避免西晋灭东吴时的局面了。只是现如今开局不利，前秦已经在西线和中线上取得优势。既如此，那谢安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东线下功夫了。
在前秦统一北方以后，秦晋两国在东线的边界，基本上就是沿淮河一线。当初前秦攻打襄阳时，在东线也曾发生过战争，只不过前秦的军队被谢玄击败，东晋牢牢守住了淮河防线。
而这，便是谢安的优势所在。只要守住了淮河防线，前秦三路夹击的规划就根本不可能奏效：当下游的长江两岸都在东晋的控制之下，前秦的船只就算能从上游和中游沿江而下，到了扬州（指扬州刺史部）境内，也只是孤军深入，很容易就会被围歼。
那为什么又一定是淮河呢？
/ 这就要从水系的联通说起了。
中国的大江大河，几乎都是东西走向的，水系之间很少能有联通。但淮河却不同，淮河和长江之间，在春秋时期即已被吴国所勾连。
当年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在今日的淮安与扬州之间开凿运河，修筑了著名的“邗沟”。这条“沟”，成为军队北上或者南下的通道（而如今勾连淮河与黄河之间的运河，是到明朝才开凿的）。
因此，北方最好的南下路线，就是经淮河进入邗沟，然后直抵长江北岸。如果前秦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三路合围大势立刻便成，东晋将回天乏术。
如今前秦倾百万大军而来，东晋的优势与劣势一目了然。劣势，在于双方的兵力对比极其悬殊。整个东晋在东线上能投入战场的，只有谢玄麾下的六万北府兵——这支部队，是谢玄六年前在谢安的支持下创立的。但对面的前秦，兵力却有上百万之多。
可优势也很明显，就在于淮河。东晋只要守住了淮河，前秦就无法形成三路夹击之势。这也正是东晋固守淮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 此外，固守住淮河，还有另一个原因：前秦军队聚集在长安、洛阳一带，想要到达淮河岸边，也得走水路，一来速度较快，二来省脚力。
而前秦在行军途中经过的水路，是自曹魏以来，中原政权从东线运兵南下的必经之路——汝水与颍水，这又是淮河的两条支流。
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东晋在失去了西中两线的战略优势后，谢安所能发挥出来的最大优势，就是防守住淮河。只要守得住淮河，就能把前秦的百万大军顿于国门之外，使局势不至于倾覆。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演，既然南北大战会沿着淮河一线展开，那么在淮河的支流——淝水（今东淝河）开战，就将是最有利于东晋一方的选择。
战场，东晋就这么选定了。
再放一遍图，帮大家加深印象
然后再来看前秦的这一百万大军。
晋太元八年八月，秦建元十九年，前秦发兵一百万，正式南征。这一百万人，不是现役部队，而是征发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连预备役都不算，是临时征兵凑成的。
苻坚之所以搞这么大的动静，是想一战功成，毕其功于一役。这么想，也算是理所应当：南北地理条件不同，如果最后变成了一场持久战，那么北方军在南方的领土上客场作战，成功概率只会更低。与其如此，还不如一次性动员起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次搞定。
从后面的历史来看，这确是最优选项。之前西晋灭吴是这种模式，往后隋灭陈也是这种模式。苻坚的选择，并不为错。
而且前秦的动员能力也确实是惊人的，1000000人，居然真的也就动员出来了。
只不过，受限于行政效率，军队的集结成了大问题。
命令从首都长安发出，到达各地的时间却不一样；而且，各地执行朝廷命令的力度也不尽相同，这直接导致各单位征发的速度参差不齐。
最终，前秦虽然确实动员出了一百万大军，但这些人却从来都没有同时上过战场。
史书对此的描述是这样的：
“（苻）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黄）河入石门，达于汝（水）、颍（水）。”
朝廷八月份决定南征，苻坚十月份到达前线，最后，大军十二月兵败回退，前后一共四个月时间。可等苻坚都已经败回洛阳了，还有没有到达前线的部队。
这种高能低效的动员能力，是时代的限制。在没有电报电话、没有通讯网络、没有铁路飞机的时代，苻坚即便再雄才大略，也无力改变。
更何况，这个漏洞，在战争中还被东晋一方给敏锐地抓住了。
开战前，苻坚曾派人去劝降东晋。找来找去，最好的人选，当然是曾经被俘的度支尚书朱序：朱序曾经在东晋为官，和对方沟通起来比较容易。
而且，朱序也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只是到了东晋的军营后，朱序说的却是下面一番话：
“若秦军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秦军虽有百万之众，但还在进军中。如果等他们兵力集结，只怕将难以抵御。如今，应该趁着大军尚未集结，迅速进攻。只要能击败他们的先锋部队，百万大军就会不战自溃。”
这条消息，最终成为秦军大溃败的关键：东晋采纳了朱序的建议，随即开始主动出击，挑起战争。
而这里，又牵涉到了苻坚的另一项重大失误：亲自上前线。
动员了这么大规模的军队，苻坚亲自上战场，这是必然而且必要的。否则这么大一支部队，不管是考虑到指挥调动的顺畅性，还是基于安全的角度看待，交给别人都是不妥的。
但是，上战场和上前线，这是不一样的。
前秦朝廷在之前的讨论中，群臣对于苻坚的固执束手无策。后来，曾经提出过一个折中方案：陛下你出征可以，但最好不要上前线，坐镇洛阳居中指挥就好。
因为御驾亲征，有利有弊。好处，是能极大的激励士气，让士卒奋勇杀敌；但坏处，却是不能撤，御驾一旦后撤，军队立即就会四散。
可御驾的撤退，又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战场形势不利，那么苻坚肯定得先走，怎么着也不能把自己折在战场上。
但这个提案也被苻坚拒绝了。
如此，在前秦的策略错误以及东晋的主动防御之下，一场决定天下局势的大战，最后的胜负关键，就变成了这么一场规模不大的战役，而且，还是在北府兵的优势环境下进行的。
这就是狭义上的淝水之战。
整个过程，说来十分简单：十月，苻坚抵达前线，命朱序劝降。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出击，取得洛涧大捷。随后，两军对峙于淝水。十二月，谢玄派遣使者，向前秦的前线总指挥苻融提议，希望秦军能后撤，让晋军渡河后决战。苻融同意，并暗地里准备在晋军渡河时袭击。可结果秦军刚刚后撤，朱序就派人在后方四处造谣，说“大军已经失败，正在后撤”。秦军当时在前线有25万人的军队，朱序这么在后方扰乱军心，后方根本就无法查证。他们能确认的，只是前军的确是在后撤。而在消息不通的情形下，苻坚的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苻坚也随即后撤。然后，就变成了秦军的大溃败。秦军就此大乱，过河的晋军趁乱追击，大败秦军。苻坚负伤而逃。淝水之战，结束。
回顾整场战争，你会发现：
前秦对东晋始终没有形成合击之势，秦晋双方最终只是在淝水一战，而且还是前秦战败而归。
然后，谢安又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把自己擅长于军事的侄子谢玄，任命为了兖州刺史。正是在此期间，谢玄创立了“北府兵”，这支军队不仅打赢了淝水之战，后来还成为刘裕篡晋的基本盘。
因此，从表面上看，谢安只不过是带领东晋打胜了一场仗。而且如果深究，那么这一场仗他还只是个挂名指挥，都没有亲自上前线。
但是，你如果愿意细探淝水之战前东晋面临的内外部局势，就会发现，谢安为了这场可能会出现的战争，所做的准备是全方位的。
他身处于当时士族政治的“窠臼”之内，却用自己的政治手段将桓温去世后东晋可能出现的内乱消弭于无形，面对诸多不利因素，他一一努力消解。
同时，他还积极备战，在前秦统一北方之后，即着手命谢玄练兵。
看起来，谢安的行政，维持了他一贯的风流，似乎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但事实上，在面对东晋百年未有之变局时，谢安一直在努力经营，而且结果证明，卓有成效。
历来有一种评述，认为东晋赢得淝水之战，纯属机缘巧合；谢安与谢玄能曝得大名，也是偶然。如果没有前秦军队的溃败，那么东晋根本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胜利。
对此，在下不以为然。
如果单纯从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来看，那么的确偶然因素很多很大——朱序在后方的扰乱，可能是最重要的偶然因素。
但试问，哪一场战争不是如此呢？官渡之战如果没有许攸的偶然来降，曹操怎会去乌巢烧粮？赤壁之战如果曹操不相信黄盖，怎么可能点火成功？
可我们只要仔细的再看问题，就会发现偶然背后的必然：为什么战争会在淝水发生，为什么这一场小战役的失败会造成整个前秦大军的崩溃？
又或者，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看，如果淝水之战时失败的是东晋一方，那么东晋也会像前秦一样分崩离析吗？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东晋真的失败了，那么淝水之战就真的只是一场小战役——谢玄和前秦交战了七八年，败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也没有说东晋因此就一败涂地了，相反，东晋还总能屡败屡起。
只有前秦败了，就万劫不复了。
考察当时前秦君臣的心态，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想到决战会来得如此之快。他们想着的，应该是先等后方的大军在前线集结，然后再“以石击卵”，而根本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次普普通通的阵地战，居然会会敲响帝国灭亡的丧钟。
这才是这一场南北之战的真正关键所在：淝水之战的胜败，对于双方而言，后果是完全不同的。
而这个决战的时间点和地点，不要忘了，可是东晋主动选定的。
前秦南征，从一开始就有太多的漏洞和破绽存在。这既与苻坚自己的好大喜功有关，也与前秦国内的局势有关，还跟淝水之战时前秦一方的战略失误有关。
但东晋一方，却能精准的找到前秦军队的最大命门所在，并敏锐的抓住机遇，予以致命一击。
这，就是隐藏在偶然背后的必然。
另外，最后还有一点，值得单独一说：
谢安本身的行为处事方式和人格魅力，也是东晋能够赢得淝水之战的重要因素。
谢安终生都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这种做人做事的风格，在淝水之战前后，对于安定朝野上下的惶恐情绪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
前秦出兵后，包括谢玄在内的将领都忧心忡忡，向谢安问计，但却被谢安喝推：这不是你们该问的！朝廷已经定计，你等遵照执行即可！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慌乱或者不安。这既是个人修养，也是时势使然：人在面对巨大压力时，都会想要寻求确定性的答案，以获得安全感。如今既然朝野上下都在面对压力，那么，就只能由作为执政者的谢安，来给别人提供这个确定性的答案了。
别人在看到他的镇定和不慌不忙后，就会认定朝廷已经有了退敌之策。成竹在胸，才能云淡风轻，如此，旁人才能在巨大的压力中找到到精神支柱，不至于被压力异化心性。
而当谢安给了别人支柱，也就意味着，他得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所有压力。
《世说新语》在讲到这一部分时，记载了一则很有名的故事： 淝水之战的战报被送到谢安手上时，他正在跟别人下棋，看过以后，随手就丢在了一边。 直到下完棋，对方问他是什么事，他才很淡然的跟人说，孩子们在前线破敌了。
但谢安真的就心如古井，波澜不惊吗？当然不是。他出门跨过门槛，却连木屐上的屐齿被撞掉了都没有意识到，可见内心已经激动到了何等地步。
谢安也不是神，他不是一早就料定前秦百分之百会败退的。胜可知而不可求，尽管准备已经做得很充分，但总还是有太多的意外可能会发生；而一旦预料不到的不利因素出现，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都可能付诸东流；而这一战失败的后果，又是无法挽回的。
所以在成功的那一刻，他也会狂喜、也会激动。只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依然保持住了自己的风度。如果不是那断掉的木屐齿，我们甚至都无从猜测他当时的喜悦有多颤栗。
捷书一到屐齿折，山阴对弈犹未终。
围棋中，有这样一句话：“善弈者，通盘无妙手。”
意思是，会下棋的人一盘棋走下来，根本就看不到哪一步特别出彩，看上去都很普通，但人家就是能这么平平淡淡的赢别人。
当年AlphaGo打败李世石，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所有的棋招都很平平无奇，但最后就是赢了。
AlphaGo靠的，是算概率。每走一步棋，都会使成功的概率扩大一点；积少成多，最终赢棋就会变成大概率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一步妙手扭转局势，或者鼎定大局——这不可能，也不需要。说不可能，是因为高手下棋，很少会留巨大的破绽给对方，让对手一招毙命；说不需要，是因为高手也从不把希望寄托在偶尔出现的亮点上。
只要一点一点的积累胜率，最终就会获得成功。
谢安执政十多年，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一点点地解决问题，集聚实力，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当苻坚南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已经是东晋上下齐心，进退有序。
也就是说，在公元383年爆发那一场可能扭转天下局势的大战前，东晋已经有了应对战争的各种预案，并且还都已经成功付诸实施。
当苻坚挥兵而来，谢安已经准备好了，迎 敌。
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唐·李白
当然，夸完谢安，在这里还是要介绍一下谢安的“阴暗面”的：主要是他作为政治人物，所不可少的那些政治手腕。
当年，谢安因为家族中已经无人在朝为官，被迫出仕。从任征西司马到去世，之间大约二十五年时间。而在这1/4个世纪里，谢安经营家门的能力是十分惊人的：陈郡谢氏在他之前，并无多少深厚背景——阮裕曾讥讽谢万是“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但到谢安去世，陈郡谢氏已经一跃成为江东的顶级士族。
这一切，完全是谢安经营的功劳。
刚才提到桓温去世以后，谢安竭力抚平桓氏与其他门阀之间的裂缝。但正文没有说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谢安也为自己的家族占尽了便宜。
桓温去世时，晋孝武帝只有十一岁。谢安因此提议，由太后褚蒜子临朝。这遭到了王彪之的反对，理由是：褚太后于晋孝武帝而言，只是兄嫂，临朝称制多有不便。
那谢安为什么还要这么提呢？
只要一看褚太后的身世，你就明白了：褚蒜子的母亲谢真石，是谢鲲的女儿，于谢安为妹。也就是说，太后褚蒜子是谢安的外甥女。
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层关系，谢安就能够随意操纵褚蒜子，把握朝政了。但是，有这层关系在，却能让官职本来在王彪之之后的谢安获得更大的权力。
当时，朝政格局的是：王彪之（琅琊王氏）为尚书令，谢安（陈郡谢氏）为尚书仆射，两人共掌朝政。再加上中书令王坦之（太原王氏），这便是当时朝廷真正主事的“三巨头”。此时，是宁康元年（公元373年）。
但才到第二年，也就是宁康二年（374年），东晋朝堂上的基本格局便为之一变，“以王坦之为都督徐、兗、青三州诸军事、徐、兗二州刺史，镇广陵。诏谢安总中书”。王坦之卸任了中书令，而没有了中书令的中书省，被谢安所监管。
太元二年（377年），王彪之去世，他当时的官职为“护军将军、散骑常侍”。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王彪之已经被免去了尚书令，靠边站了。另一则史料，是在此前一年（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尚书仆射谢安已经加了“录尚书事”。“录尚书事”还在尚书令之上，总管尚书省事务，因此很有可能，王彪之就是在这一年被免职的。
此时距离桓温去世不过三年时间，但谢安已经完全掌握了朝廷的权力。
而且这还只是在朝政方面的动作。
在地方上，谢安也一直在伸手。
桓温去世时，本着安抚桓氏的初衷，除了将桓氏从朝政中排挤出去外，由谢安力主，保留了桓氏在地方上的所有权力，只是分给桓氏多人分任。
当时在地方上，军政、民政是分离的。主管民政的，为某州刺史；而军事，则属于“督（监）某州军事”。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职位也可以由同一人担任。比如桓温，就在担任扬州刺史的同时，“督扬州军事”。
但在宁康三年（公元375年），谢安便从桓温之弟——桓冲手中，接任了扬州刺史一职；太元二年（公元377年），谢安又从桓冲那里获得了“都督扬、豫、徐、兗、青五州诸军事”。
同时，谢安还把侄子谢玄升任为兖州刺史。至此，扬州和兖州完全落入陈郡谢氏的手中。
也正是因为谢安“督兖州军事”，民政官兖州刺史谢玄才得以在辖区内组建“北府兵”。这只天下无敌的军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谢氏的私兵。
淝水之战的指挥官，众所周知是谢玄。但谢氏并不是只有谢玄一个人在前线，还有谢石和谢琰。这两人能力平平，从这个任命里，你完全感受不到谢安独到的识人之明。因此，唯一的可能只会是：谢安是故意把他们放在前线攒军功的。
不过，谢安的这些行为，在东晋独特的政治环境之下，也并没有受到多少非议。 任何一个士族在强盛的时候，都得给自己的家族争取好处，这既不是陈郡谢氏的发明，也不以陈郡谢氏为终结。
而且与曾经站在过权力巅峰的其他士族执政者相比，谢安的权力欲已经算相当相当弱了。在淝水之战后，面对朝廷的猜忌，谢安便主动自请出外北伐，让出了在朝廷的权力。
在北伐收复了大面积领土之后，谢安病重，又请求回到朝廷。这个时候，谢安并没有汲汲于后世安排，反而是和平地交出权力。
在谢安去世的第二年，谢玄也因病去世。谢氏从此安然地从权力最高峰走下，几乎未伤分毫。
说这些，主要是为了提醒大家：一个政治人物的行为与个性，是多方面的。
堂堂正正、正大光明固然值得称颂，但背后的尔虞我诈、阴谋算计，也不能被掩饰或者抹杀。
谢安于东晋而言，有再造之功；但他在朝堂之上，也一样的跟别人明争暗斗，无非只是他的做派没有那么不堪而已。更何况，他在淝水之战后能够急流勇退，这份对权力的淡然，已经足够让人赞叹。
评价人物，永远要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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