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在东晋初期盛极一时，一度曾有“王与马共天下”的地位。不过在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过江第一代强劲风头之后，后辈表现却是平平。虽然凭借门第高贵和才学风度，王氏子弟仍然活跃于名士圈中，但在政坛上却没有太多存在感。

王氏二代人物中，名气最大的是王羲之。不过王羲之的赫赫声名，得益于其超强的书法才艺，从政经历只能说一般。倒是王彪之，在政坛的表现不俗。只是时运不佳，遇到桓温和谢安两大强人，功业不显，很有些无可奈何。

（一）

王彪之应该属于实干型的人物，在崇尚虚浮的当时算是一个异类。

早年刚开始步入官场，王彪之就婉拒族伯王导的关照，放弃超迁至东海王文学这种相对清贵的诸王佐位置，宁可按部就班，按选官的正常安排出任尚书郎。

尚书省的各曹尚书郎本来比较重要，一直由士族占据，但由于负责承办具体事务，注重风度的名流自然视为俗气，高门大姓渐渐不屑为之。晋阳王氏的王坦之就曾拒绝出任尚书郎，认为这是二流门第人物的职位。王彪之的门第与王坦之不相上下，却明确表示不在意地位高下，凭能力在适当的时候担任相应的职务，确实是不走寻常路。

这种相对务实的风格，自然能更好地锻炼才干。王彪之大部分时间在朝为官，很是尽职尽责，提出很多合理建议。在外也当过八年的会稽内史，治下的豪强不敢妄为，已经逃亡的三万多人重新返回定居，政绩很是突出。相对于其他士族子弟，王彪之的能力明显高出几档。特别是穆帝朝永和年间殷浩北伐，王彪之时任吏部尚书，言无不中，表现极为耀眼。

当时桓温实力强劲，伐蜀成功后威名更盛，对朝廷渐渐构成威胁。桓温多次上表，要求趁北方后赵内乱的时机北伐进取中原。朝廷不想让桓温取得北伐成果进一步增加威望，却又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拒绝，只好安排殷浩北伐应付桓温，但却迟迟按兵不动。

桓温不好糊弄，永和七年（351年）向朝廷上表后便即率军开向京城建康。殷浩作为朝廷寄予厚望，特地起用来对抗桓温的大名士，面对桓温进逼竟然不知所措，怂得想辞职躲避桓温，实在让人大跌眼镜。王彪之实在看不下去，向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和殷浩分析利害关系，又提出以书信劝退桓温的办法，帮助朝廷化解了这一危机。

殷浩正式启动北伐之后，因为能力不足，不敢扎扎实实地研究战略战术，却指望着走捷径。殷浩异想天开地派人策反前秦高官谋杀前秦皇帝，好趁乱浑水摸鱼。对方假装答应，殷浩信以为真。适逢前秦国内正好出了点意外，洛阳部队调动，殷浩想当然地以为计划成功，兴冲冲地率军进攻洛阳。王彪之病愈刚好返回，连忙提醒司马昱这事不靠谱，对方肯定有诈伪，不能让殷浩轻率进攻。可惜司马昱听不进去，殷浩果然大败。

不听彪之言，吃亏在眼前。司马昱事后不得不服，夸赞王彪之算无遗策，堪比汉初的张良、陈平。这一评价虽然有些夸张，可能是司马昱因为决策失误而自觉不好羞愧，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过无能而对王彪之过度吹捧，但从这几件事来看，王彪之面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和决断能力确实值得称道。

（二）

王彪之门第既高，又身具干才，按理说应该有条件身登高位，三公也应该是可能的。但是很不走运，王彪之始终没有得到独挡一面施展身手的机会，在地方为官不曾执掌方州，在朝中为官一直也只是出谋划策，实在有些屈才。

王彪之这样的遭遇，大概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善于营造名声。晋室南渡以后，在官员的选拔方面可以说是用人唯名，看名气不看才能。这恐怕是王彪之的族伯王导开的头，过江之初为了笼络士家大族，用人只看门第和名声。

比如继王导之后掌权的庾亮，就是有名无实。执政能力差劲得很，偏偏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激起苏峻叛乱后自己还可耻的逃跑，人品都有问题。但即使是表现渣得离谱，却一点也不影响官位，除了外戚的身份加持，还因为庾亮一直混圈子，攒下了太大的名声。

而王彪之相对务实，没有刻意去求名。士族子弟的名声，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或者通过清谈等社交活动展示学识和辩才，或者日常不断上演行为艺术表现风度和气质，或者博得大腕级人物的点评和赞誉。这几件王彪之一样都没有，反正史书和笔记小说中并没有什么相关的轶事。出身于琅琊王氏这样的高门，理论上只要王彪之有这种想法，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只能说明王彪之并不热衷于此。

王彪之正当年的时候，政坛呼声最高的是殷浩，而到了暮年，政坛呼声最高的则是谢安。巧得很，殷浩和谢安二人都是通过早年的隐居，以欲进先退的策略博取了极高的声望。甚至连评价也差不多，都是担心这两人如果不出山，天下百姓可怎么办，视为救世主一般。事实证明凭名气用人实在靠不住，运气不好就碰上个浪得虚名的主，殷浩就是个彻底的草包。

但是没办法，当时就认这个。王彪之没有足够的声望，难以得到朝廷的重用。

二是性情过于刚直。王彪之的父亲王彬便是刚直著称，当初王敦起兵逼宫攻入建康，杀周顗、戴渊等名士，王彬帮理不帮亲，当面斥责族兄王敦这种犯上的行为，对王敦的威胁毫无惧色。大概是家风渊源，王彪之为人处事也是如此，往往是讲理不讲情。

王彪之任廷尉时，就严格遵守职责规定，拒绝审理扬州刺史殷浩交付的犯罪官员，并不因为殷浩是当时的政坛新星而特事特办。后来穆帝都为此下了诏令，王彪之仍然上疏抗辩，不肯从命，当时就被人比作以刚直闻名的西汉廷尉张释之。

任吏部尚书时，执政的司马昱曾提出几个郡县的人事安排，王彪之认为不合当时的官员选拔原则，也不肯照办。

王彪之和殷浩、司马昱并无过节，在与桓温对抗时还站同一阵营。这说明王彪之只是在坚持原则，对事不对人，这种风格不一定得罪人，但也不太可能讨人喜欢。

王彪之还曾针对官员太多而且升迁不按规定的问题，提出减省一些虚职并进行效能考察的建议，这恐怕就有点招人恨了，毕竟影响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了公事而招来私怨，但凡稍微圆滑一点都不会去干。王彪之这样做，不至于惹祸上身，但注定在政坛上缺少别人强有力的支持。

而对桓温专权的行为看不惯，并帮助朝廷采取一些制约措施，对于王彪之的仕途的影响就很直接了。除了永和七年帮助朝廷劝退桓温率军进逼建康，升平二年（358年）王彪之还劝阻了司马昱以桓温之弟桓云接任豫州刺史的计划，防止桓家势力进一步壮大。这些动作的后果，自然是将自己置于桓温的对立面，引起桓温的忌恨。

兴宁三年（365年），桓温移镇姑孰，各郡畏惧桓温权势，都派高级属官前往拜见致敬。王彪之当时任会稽内史，认为没有这样的礼数，便不派人前去表态。桓温马上就实施报复，找了个会稽郡山阴县缴纳折布米不及时影响北伐军粮供应的问题，以此为由头，追究王彪之未进行查处的失职责任，免去其会稽内史职务。王彪之离职前，赦免了郡中被获罪被贬的人，桓温又抓住这一问题不放，派槛车收押王彪之下狱治罪。好在王彪之运气不错，正好碰上朝廷赦免逃过一劫，只是被降职为尚书。

桓温对王彪之施加重手，自然不是因为没有来拜见自己这样的小事，真正动机恐怕是想除去在朝中的一个对头。朝廷需要有人对抗桓温，应该还是对王彪之给予了一定的保护，让王彪之没有被整倒。但在桓温的打压之下，不可能获得更重要的任用了。偏偏王彪之仕途大部分时间都是桓温掌权，王彪之便一直没有出头的机会。

（三）

宁康元年（373年），桓温去世，接收桓温政治遗产的桓冲不足以维持桓氏一家独大的局面，东晋政治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王彪之时为尚书仆射，不久又被任命为尚书令，与同时由吏部尚书升迁为尚书仆射的谢安一起执掌朝政。

自汉朝以来，为削弱三公的地位，不断提高尚书的职权，逐渐形成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格局。晋朝以尚书令为尚书省主官，虽然品秩不高，却掌握实权，因此真正掌权的大佬人物都要录尚书事，桓温就有这个头衔。桓温死后，王彪之就是尚书省的主官。此时王彪之虽然已经年近七十，但也不是不能有所作为。虽然谢安才五十年富力壮，但在其他方面，王彪之看上去都占着优势。

从官职来看，王彪之任尚书仆射时，谢安是吏部尚书，王彪之任尚书令时，谢安是尚书仆射。王彪之是上司和主官，谢安是下属和副职。从门第来看，琅琊王氏起家比陈郡谢氏早，地位大概还要高那么一点。从资历来看，王彪之从政经历丰富，政绩斐然，体现了优秀的能力。而谢安之前长期隐居，出仕才十年，桓温死前不久才在与桓温的暗战中展示作为。然而在与谢安共事的几年中，王彪之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被作为下属和副职的谢安压过一头。

当时刚刚继位孝武帝司马曜才十一岁，谢安提出请太皇太后褚蒜子临朝。谢安此举是为了遏制桓冲，如果太皇太后不临朝，大事由朝臣共议，那么坐拥强兵在外的桓冲话语权很大。王彪之当时表态反对，《晋书》和《资治通鉴》都认为王彪之反应慢，没有领会谢安的真实意图，恐怕有点低估了王彪之。其实太皇太后临朝决策，实际上最后肯定是用谢安的主意，虽然遏制了桓冲，却造成了谢安的专权。当然谢安后来执掌朝政但并不跋扈，可在当时谁又知道谢安不会成为下一个桓温？还不如让桓冲和谢安有一定的互相制衡。王彪之恰恰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不但提出反对，而且态度还很强烈，可是却毫无作用。王彪之有点气愤地说：“诸位一定要这么干，我制止不了，只是担心国家大局”，言语中透露出极度的无可奈何。可见在这种关键的大事上，谢安取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彻底掌握话语权，王彪之完全没有能力干预。

后来谢安要重建宫室，王彪之又提出反对意见。此事《晋书》二人的列传中记载矛盾。王传的说法是谢安无法反驳王彪之的意见，在王彪之在世时没有重建宫室；谢传的说法则是谢安不听意见，自己单独决定了。无论是那种情况，怎么看都让人觉得谢安才是有拍板权力的领导，王彪之只是提供参考建议的下属。如果谢传中的记载是事实，则更显得谢安的强势，要办的事根本不需要王彪之的同意，对名义上的主官一点面子都不给。《谢安传》中记载王彪之提出意见甚至用的一个“谏”字，已经把当时的谢安当成王彪之的上司了。

二人一同执掌朝政时，谢安还曾说：“朝廷大事众人拿不定主意的，问王公就能解决”。说得好像是大事都靠王彪之拿主意，其实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谢安用的是“谘”字，说明是咨询而不是请示，完全是把现任上司看成已退休的老同志，当作顾问来对待，有点欺负人了。

难怪没多久就以年老为由上疏请求退休，大概也是有点意兴阑珊，干脆主动退位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尊严。朝廷没有同意王彪之的请求，而谢安则于太元元年（376年）加录尚书事，名正言顺地掌控尚书台，王彪之的尚书令职位就更加成为摆设了。一直到太元二年（377年）去世，再没有取得什么作为。

（四）

当然谢安后来的成就很大，帮助谢家取代桓家成为东晋的扛把子，在淝水一战中击败北方强敌前秦，建立了不朽功业，才能的确配得上取得的地位。但是如果没有提前剧透这些情况，那么王彪之此时被谢安后来居上乍看之下就很有些令人意外。

王彪之并不是没有政治能力，甚至还算得上比较敏锐。虽然性情刚直，却并不缺乏斗争策略。在桓温掌权的时候，知道桓温羽翼已成，地位无法撼动，便只能见机行事，并不是一味蛮干。

咸安元年（371年），桓温要废废帝司马奕立简文帝司马昱，王彪之知道胳膊抝不过大腿，便选择与桓温虚与委蛇，还帮助制定了仪式方案。桓温又要废武陵王司马晞，王彪之劝说不果，也就不去强行阻止，保留实力。

咸安二年（372年）简文帝去世，朝廷众人不敢自作主张，想等桓温入朝处置。王彪之果断按正常程序立太子司马曜继位，又封还褚太后以桓温摄政的诏令，让桓温想要摄政的梦想落空。这一行动利用了桓温在外无法及时入朝的时间差，对桓温的打击比较大，凭借武力霸王硬上弓的时机并不成熟，何况终究不如利用摄政的台阶逐步夺取大位来得顺理成章。

宁康元年（373年）桓温病重，向朝廷施压要求加九锡。王彪之指示起草诏书的袁宏不断拖延，将桓温耗死。此事史书多归功于反复审核修改诏书的谢安，其实王彪之的作用应该更大。

王彪之在与桓温的斗争过程中，还是很讲究技巧的，该强硬的时候强硬，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并不含糊。虽然大部分时候奈何不了强大的桓温，毕竟还是成功阻止了桓温死前最后的图谋。不过与老谋深算的谢安比起来，王彪之终究还是差了数筹，慢了几拍。

事实上谢氏家族很早就开始布局，谢安隐居东山积攒人气，谢奕、谢万等在外掌兵，先后执掌豫州要地，获得了足够的话语权。与刚直的王彪之软硬兼施与桓温对抗相比，谢家其实选择长期依附桓温，谢安和兄长谢奕、侄子谢玄都是桓温门下出身，借助桓温的力量上位。

谢奕能以桓温司马的身份，在谢尚死后继任豫州刺史，并都督豫司冀并四州军事，掌握北府要地，没有桓温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谢奕死后，又是谢安之弟谢万接任，王羲之认为谢万没什么才能，曾向桓温质疑这一人事安排，但桓温却坚持用谢万，算得上是力挺。在简文帝司马昱病重不起时，桓温还上疏推荐以谢安为顾命大臣。

谢安的手腕很高明，一直是让别人去和桓温对抗，自己既不得罪人，又能捡便宜。谢奕去世时，司马昱本来想用桓温之弟桓云接任，提出反对意见得罪桓温的是王彪之，最后是谢万接任，谢家受益。司马昱死前起草遗照，本来打算让桓温摄政，是王坦之当场撕碎诏书，没谢安什么事，却说谢安因此被桓温怨恨，给谢安记上了一份功劳。直到桓温病重快死时，谢安才真正参与对抗桓温，以拖延朝廷诏书的方式搅黄了桓温加九锡的企图，表明自己是桓温的反对派，顺利摘取胜利果实。

王彪之的竞争对手看起来是谢安一人，实际面对的是早就开始谋划并且已获得广泛支持的谢氏家族。而王家似乎没有合力在政坛开展竞争的意识和行动，王彪之连族人的支持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算是单打独斗。与声望隆重的谢安竞争，王彪之毫无胜算。

从王彪之的生平事迹来看，王彪之其实心态相对恬淡。和谢安共事的那段时间，也很难说是有意去竞争，与谢安的分歧基本也是出于公心。虽说最后结果令人尴尬，但王彪之也能坦然接受，不失风度。

前有桓温，后有谢安，夹在这两位强人中间，王彪之也算是生不逢时。这位二十岁就胡须和鬓发全白的“王白须”，本来才堪大用，却不能充分施展，实在可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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