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开启大唐“贞观时代”，民众渴盼已久的太平岁月，终于再次降临。此前，只有隋文帝短暂实现了统一与和平，但在隋末战乱中，生灵涂炭的景象反复上演。上溯至西晋末年，自“八王之乱”后的两三百年里，中原几乎就没太平过，十六国政权相继登场，又转瞬即逝，南北朝长期对立，民众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中。李世民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决心终止百年战乱，消弭政权对立与纷争，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贞观之治”由此出现。
或许李世民与初唐群臣具备了较为清晰的“历史断代”观念，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期：从此开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而对于此前的历史，也要有明确的总结与评判。尤其是“天下腥膻”的两晋十六国历史，更应该得到一个系统的官方叙述。
唐太宗立像
“十八家晋史”的难题
贞观二十年（646年），在李世民的要求下，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21人组成了《晋书》编修团队，摆在他们面前的，倒不是史料匮乏问题，而是史料繁杂、混乱的问题。
自西晋灭亡后，天下关于“谁是正统”的问题，一直没有统一意见。后世或许已经默认了苟安江南的东晋是“正统”，但他当时，不论是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还是氐族人苻坚统治的前秦帝国，甚至是偏居四川的成汉王朝，都有自认为“正统”的理由，但他们都没能突破地域的限制，立国短短几十年，就成为叛逆者或入侵者铁骑下的“失败者”。没有长期占据中原的政权，也没有真正一统天下的帝王，两晋十六国的历史叙述，只能是混乱的，存在各自表述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
《晋书》监修房玄龄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他需要从大量晋代史料中找到明确的历史线索，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来开展编撰工作。对房玄龄他们来说，起码有“十八家晋史”可以参考，它包括“九家晋书”与“九家晋纪”，是不同学者笔下的不同风格的晋史。
可惜，“十八家晋史”的多数内容，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它们在后世的岁月跌宕中渐渐消失，只有少数内容被辑录在研究者的著述中。但《晋书》编修团队看到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十八家晋史”中只有少数内容，在初唐就已经失传了。比如，萧梁史学家沈约，就写过一部一百一十卷的《晋书》，他还编撰了《宋书》，可惜连房玄龄都没看到沈约《晋书》的内容。
还有东晋志怪小说家干宝，写过一部二十三卷的《晋纪》，写的是西晋历史。他距离书写的年代很近，估计史料真实性很高，虽然我们在今天看不到它了，但房玄龄却可以从中找到不少关键史料，并用于修撰《晋书》的工作。
除了“九家晋书”与“九家晋纪”这类纪传体史书，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汉晋春秋》《晋阳秋》等编年体史书。房玄龄与编修团队一起，在可见的史书中挖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还结合当时官方掌握的其他史料，在适度取舍之后，完成了最终被认定为晋代正史的《晋书》。
房玄龄像
李世民点评四位晋代人物
“从善如流”与“以史为鉴”是李世民在历史上留下的深刻烙印，很多人想起李世民，都会想起他那句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其实此言出自《荀子》，但因为李世民常说这句话，又是这句哲理背后理论的践行者，将李世民的历史形象与之绑在一起，也未尝不可。
李世民甚至还会亲自为《晋书》书写评语，点评历史人物与事件。有四位古人得到李世民写史论的“特殊待遇”：司马懿、司马炎、陆机与王羲之，两位帝王，两位知识分子，十分“对称”，似乎映照了李世民内心深处对“文治武功”均衡追求的心愿。
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在《晋书》上的形象相当“包容”，威严不足，温和有余，似乎不是一个强悍的开国皇帝，而是一个被利益集团推举上位的“吉祥物”。与其他开国君主相比，司马炎的江山，确实来得比较容易，他直接继承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前人的成果，算是最后一个“摘桃子的人”。而司马家族之外，其他门阀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司马炎对他们既依赖又提防，只能显出一副“好脾气”了。
李世民对几百年前这位开国君主的评价，却是从“仁义”角度切入的。司马炎的优柔寡断，在李世民眼中似乎不是缺点：“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当然，睿智的李世民也看出西晋迅速衰败的原因，就在于司马炎不知轻重，舍大取小。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讽刺他执意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位，为八王之乱埋下了巨大隐患。
李世民对此点评道：“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耐人寻味的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选择，就有点他所谓的“大小之别”的味道——为了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他宁可杀兄逼父，背上千古骂名，但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是为了避免让李建成、李元吉这类人上位，以防大唐重现“二世而亡”的历史悲剧。
唐代房玄龄等编修《晋书》
《载记》专论异族君主
《晋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使用了《载记》来记录五胡十六国时期异族政权主要君主的历史，有整整三十卷的内容，都在讲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异族统治者的故事。严格来说，《载记》不是房玄龄和《晋书》编修团队的“首创”，之前记录东汉光武帝到灵帝之间历史的《东观汉记》，就有《载记》，但它记录的不是异族政权历史，而是王莽时期的各种历史“过渡人物”，如绿林军首领王常、赤眉军首领刘盆子，大概是不好分类，便设置《载记》来记录他们的历史。
从历史写作的传承来看，早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有《匈奴列传》，并把匈奴君主的谱系，纳入华夏历史叙述的脉络中，是一种史学上“大一统”观念的体现。而书写两晋史，更加绕不开异族政权的历史了，而房玄龄他们的操作方法，与司马迁如出一辙，将五胡历史纳入官方主流叙事，但区别在于，不会把他们的君主都当成什么华夏“正统”，非要寻找一个上古圣王作为祖先。
不过，曾经有望一统天下的异族政权的君主们，在攻取中原腹地后，就会编织一套自己是“正统”的话语，不仅是为了说服自己的属下，转变身份意识，也是为了给持有“华夷之别”观念的人，一个不至于太难接受的现实。比如，匈奴人刘渊虽然夺了西晋的“天命”，却还要攀附汉朝的国号，自称“汉”，还声称自己是刘邦的后人。如此做法，自然是源自政治上的考虑，至于刘渊是否真的有大汉血统，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西晋末年，匈奴人攻入洛阳，抢占中原，酿成永嘉之乱。这场祸乱不仅摧毁了西晋王朝，也“消灭”了数不清的世家大族，甚至很多自秦汉以来定居中原数百年的华夏先民都惨遭灭族，他们修筑的琼楼玉宇，收藏的珍宝书籍，也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堪称天崩地裂式的灾厄与浩劫。侥幸逃脱、南渡建康的人们，尤其是读书人，无法接受惨痛的现实，只能期盼北伐成功，夺回故地。
然而，偏居江南的政权，不论是东晋还是后来的宋齐梁陈，只能勉强自保，无力北上，甚至还得不时面对北方异族政权南下征伐的压力。因此，一些知识分子只能选择醉心山水，不问世事，还有人自觉接受异族政权攀附华夏“正统”的政治论述，哪怕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相信，但面对艰难的时局，也不得不逼迫自己相信了。
由此产生的“用夏变夷”观念，在当时十分流行。《孟子》有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以华夏文明影响异族文化，甚至异族政权主动选择汉化，在潜移默化中变得越发文明。甚至在“用夏变夷”观念的逐渐影响下，一些异族政权的君主，发自内心接受了华夏圣贤的教诲，真正开始用严格的圣王标准来要求自己，前秦君主苻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苻坚：上古贤君的精神传人
从《晋书》的记载来看，苻坚是个信守儒家之道的君主，起码从践行孔子仁政的角度看，他比晋朝皇帝要做得好，更像是上古贤君的“精神传人”。
苻坚是十六国乱世中，比较罕见的善于接受臣子意见的君主。据《晋书》记载，苻坚在稳定国内局势后，也渐渐滋生奢靡之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玕、奇宝、珍怪饰之。”尚书郎裴元略建言献策，规劝苻坚采取圣贤之道，不要贪图享乐，而要勤俭节约，励精图治。苻坚真的认真听取了意见，严于律己，前秦国力也由此更加强盛。甚至在此之后，出现了多国来朝的“盛世景象”：“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彰显了苻坚的仁德与治理国家的能力。
然而，苻坚终究不是那个可以一统天下的帝王，淝水之战成为其命运转折点。苻坚兵败后，国内分裂势力蠢蠢欲动，或许苻坚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自己会落在曾经信任的姚苌手里。苻坚曾经封姚苌为龙骧将军，掌控兵权，但在自己危难时刻，却被姚苌落井下石。姚苌的权力欲望很大，想取代苻坚成为皇帝，便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但苻坚却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归”，并怒斥姚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见苻坚不肯让出传国玉玺，姚苌便以上古尧舜禅让之事，忽悠苻坚让位。但苻坚的“正统”观念很深，认为禅让是圣贤之间的事，姚苌根本不配跟自己提禅让的事：“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苻坚宁死都不愿意交出玉玺，甚至把玉玺送给东晋皇帝，也不愿意给姚苌，是因为在他看来，姚苌当皇帝并不存在合法性，无法继承大统，连偏安江南的东晋都不如。
传国玉玺象征着华夏正统，得到它的君主，才真正拥有了“天命”，在乱世更是如此。不过，姚苌等叛乱者并不会因为缺乏“正统”就不去争权夺利，他在杀害苻坚后，建立了后秦政权，好不容易由前秦短暂统一的北方，再次陷入兵荒马乱。《晋书》记录的割据政权，大多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的夜空，匆匆降临，又转瞬即逝。
（原标题：混乱与统一 唐人笔下的晋史）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黄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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