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一生曾两次深陷丑闻风波，一是“盗甥案”，二是“盗媳案”。这两次被污说来好笑，但背后其实夹杂着北宋朝堂复杂的政治斗争。
庆历五年（1045年），谏官钱明逸弹劾欧阳修和外甥女张氏有染，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欧阳修“盗甥案”。
欧阳修有个妹妹，早年出嫁，丈夫亡故后，带着4岁的张氏投奔娘家。这个张氏就是“盗甥案”的绯闻女主角，她是欧阳修妹妹的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女儿，并非欧阳修的亲外甥女。
张氏长大成人后，欧阳修将其嫁给远房侄子，此女出嫁后不甘寂寞，和家中男仆私通，事情败露后，被拘入开封府审查。
审理此案的开封府尹杨日严，早年曾被欧阳修弹劾过，心中有怨。得知张氏和欧阳修的关系之后，便想把此事牵扯到欧阳修身上，最后在他的“努力”下，张氏爆出猛料，说自己和欧阳修曾有不正当关系。
此言一出，迅速冲上热搜，成为政敌攻击欧阳修的火力点。甚至翻出欧阳修所写的一首词《望江南》作为实锤，证明欧阳修早有此心。
虽然欧阳修极力上书自辩清白，此事也查无证据，但仍以霸占他人财产的罪名，被贬滁州。在这里，38岁的欧阳修以“醉翁”自居，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无独有偶，二十二年后，60岁的欧阳修又一次深陷“盗媳门”，这次绯闻女主角换成了他的大儿媳妇吴氏。治平四年（1067年），殿中侍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欧阳修，说他“帷薄不修”，和大儿媳吴氏有不伦行为，再次沸腾朝野。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捕风捉影的诬告，利用了台谏“风闻奏事”的权利。谣言起于欧阳修妻子薛氏的堂弟薛宗孺，（薛氏是欧阳修的第三任妻子，前两任都死得比较早）据说他想找欧阳修谋私利，遭拒绝后，便四处造谣说欧阳修和儿媳有染。
台谏听闻之后，不管此事真假，便上书弹劾，主要目的是为了搞臭欧阳修。这次，他们找出了欧阳修的两首词《减字木兰花》和《临江仙》来作为证据。
此事的恶劣程度比“盗甥案”有过之而无不及，欧阳修也是百口莫辩。虽然在神宗皇帝的亲自干预下，蒋之奇等人被撵出朝堂，但欧阳修也是身心俱疲，心灰意冷，而后一再请求告退，解官归田。
有人说，欧阳修之所以两次被污，和他的生活作风不无关系。其实无论是“盗甥案”还是“盗媳案”，藏在背后的都是北宋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就是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历来有之。前有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有明朝的东林党。不过在这些党争中所谓的正反派泾渭分明，而宋朝的朋党之争则不然，情况更为复杂，无所谓君子和小人，可说是士大夫间的意气之争。
这和宋朝“重文轻武”和中央集权的制度不无关系。宋朝把所有权力都收拢在京师，导致了所有想建功立业的人都往京师里挤，而真正能让士大夫功成名就的也就是宰相那两三个位置，以及少数的馆职和台谏这种能够晋升宰相的台阶。
“僧多粥少”的局面，自然造成了北宋激烈而又复杂的政治斗争。
一般认为，北宋的“朋党之争”于王安石变法之后愈演愈烈，沦为士大夫相互倾轨，互相攻讦的工具，最终拖垮了北宋王朝。其实这种风气在仁、英两朝就早有端倪。
宋仁宗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的争斗，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后来，吕夷简去朝，范仲淹主政，开展庆历新政，双方再次大扣“君子”和“小人”的帽子，这可以说是北宋党争的源头。
范仲淹之所以没有像王安石一样身背千古骂名，主要得益于庆历新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宋英宗即位后，朝中因为“濮议”事件，再次开启争斗模式，席卷朝野，一直蔓延到宋英宗死后。
说起来，欧阳修比较悲剧，他的两次“丑闻”，正是和当时的党争相挂钩。
“盗甥案”的背后是“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欧阳修和蔡襄、王素、余靖等人为谏官，合称“四谏”，为新政保驾护航。
由于新政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作为新政的主要输出欧阳修写了篇《朋党论》进行反击，说“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这等于说己方是君子，骂对方是小人，从而得罪了一大批人。
庆历五年（1045年），实行了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激烈反对下，宣告失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反对派正愁着找个什么理由把欧阳修这个钉子也拔掉，结果张氏送了这么一份大礼。
“盗媳案”的背后是英宗朝的“濮议”事件。所谓“濮议”，说白了，是朝中大臣就“宋英宗到底是谁的儿子”进行激烈的争论，最后演化成两派之间的意气之争。
宋仁宗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2年），宋英宗想追封他的生父濮安懿王，但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让朝中就此事进行商议。
这事情如果放在普通人家，应该不叫事儿。但是搁在帝王家，就变成大事了。
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执政派认为“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也就是说宋英宗可以管宋仁宗和濮安懿王两人都叫爸爸。
而以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贾黯等人为代表的台谏派却认为“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不能管两个都叫爸爸，应该管宋仁宗叫爸爸，管濮安懿王叫伯父。
两派势同水火，如临大敌，但是谁也说不了谁。宋英宗心里当然倾向于执政派，于是就把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赶出朝廷。
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则倾向于“台谏派”，把韩琦、欧阳修等人就被视为阿谀奉承“小人”，所以就有了欧阳修这个翁媳扒灰之事。
虽说两次“丑闻”都已被证明为子虚乌有，无损欧阳修声誉，但在坊间仍大为流传，野史逸闻也纷纷记录了。在不了解史实的人眼中，对欧阳修不免以有色眼镜视之。
“盗甥案”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时，曾经写过一首《啼鸟》，其中有“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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