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人们的认知中，王安石不仅是写出“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北宋文学大家；

更是“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钱”、“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被历史提前塑造的锐意进取的改革家、政治家。

可实际上，从北宋灭亡的南宋开始，宋高宗赵构为了帮父兄开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奸臣蔡京身上，由蔡京又上溯至王安石，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把王安石当作北宋亡国的元凶。

近千年来，“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的帽子，一直就被后人扣在王安石的头上。

从个人恩怨上来说，也许最应该埋怨王安石的人就是苏轼了。

苏轼一生命运的跌宕起伏，自己的政治仕途被卷入了新旧两党的尖锐斗争之中，令人唏嘘不已的不幸经历，很大程度上都跟王安石变法有关。

在王安石去世之后，苏轼得到哲宗重用，在代天子起草的敕书中，苏轼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评价：

“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王安石传》

《王安石传》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先行者、中国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理论倡导者、清末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先生的作品。

该传记用大量史实作为基础，详细讲述了王安石的生平、所处时代特征、执政前后的活动、用人交友、家庭、文学成就等诸多方面。

梁启超参考近代欧美政治，以透彻的视角，对比分析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又作“考异”十九条，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还原一个真实的北宋熙宁年间的变法。

一、梁启超为什么要写《王荆公》

1908年，梁启超已经36岁了，距离自己和一干战友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已经过去了十个春秋。

在此期间，梁启超一边读书著作，一边督促清政府加紧“立宪”事宜，为民众普及宪政知识、呼吁建立新的政党

当时的国家处在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外有被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内部国库空虚军入不敷出、各地起义抗议不断、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而当政者却闭目塞听，愚昧无知。

可以说，清末时期的国家，比起北宋王安石变法时的局势更加严重与危急。

穷则思变，曾经领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像中国历史上所有有担当、有理想的国士一样，力求通过变法改良，使国家能够强大起来。

此时的梁启超，想到了王安石，那个一直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改革家。

梁启超给清朝最后一位摄政王载沣的《上摄政王书》，就像当年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一样，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针，希望能够抓住“充实财政收入、选拔人才、官员任用”等重点进行改良变法。

（《上摄政王书》是由康有为写成的，但交给了梁启超，让梁启超代为转交给载沣，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上书进行了一些修改，成为了后来“戊戌变法”的初步规划。）

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宣扬，是那个时代大部分文人志士希望改变国家现状的共识。

所以，梁启超首先要为王安石“平反”，他要让世人知道，王安石不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小人，他是一位极具前瞻性的、拥有开脱视野的、勇无直前的真君子！

二、王安石概述

1.王安石生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改革家、政治家，享年66岁。

• 第一阶段：登科入仕

21岁（1042年），进士登科，此后一直在地方工作。

• 第二阶段：常任地方

31岁（1052年），进京入职，在集贤院任文职散官，勘校典籍，后做群牧判官。不久后，又离开京城，前往常州任职；37岁（1058年），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越级向仁宗皇帝上书，首次系统提出变法改革主张。

40岁（1061年），进京任工部郎中，知制诰（替皇上写公文），纠察在京刑狱；42岁（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继位，王安石母亲去世，丁忧在家守孝。

• 第三阶段：拜相变法

47岁（1068年），神宗继位，与王安石“越次以对”，授予翰林学士侍讲，奉之国师。

48岁（1069年），任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副宰相），2月，49岁的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变法。

53岁（1074年），神宗受大旱天灾影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施压，以及不绝于耳的反对声，王安石被罢相。

54岁（1075年），再度拜相。

• 第四阶段：变法失败，走出政坛

55岁（1076年），守旧派以“天变”为由，再次围剿变法，神宗对变法的坚持亦不如最初坚定，王安石再次被罢相。

不久，王安石的儿子不幸早逝，心力渐衰的王安石离开了政治中心。

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太后掌权，任用守旧派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报复性”地推翻一切新法。

1086年，4月，走到人生尽头的王安石，看到自己倾尽心力所推行的新法，在司马光的运作下被废黜，逝世。

2.王安石性格简介

真实、坚定、刚毅、果敢、正直、自信，是王安石性格的主色调。

性格是把双刃剑！

在后世史学家笔下，王安石有一个称号“拗相公”，得此称号，想必也是因为性格中这些特点的另一面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吧。

我们简要地从几件小事，来看看真实的王安石：

• “每读书达旦，伏案睡片刻，日已高，急赴府，多不及梳洗，韩琦见王安石年少，疑夜饮放逸。”

王安石经常不修边幅的形象，在当时经常成为“文人雅士君子”的嘲讽对象，王安石喜欢把精力放在自己关注的事情上，其他分散其注意力的事情，他都不会放在心上。

同样的性格特点，也体现在他对待酒肉、钱财、女人上。

• 在顶头上司包拯的酒宴上，王安石与司马光皆因不胜酒力，婉言谢绝，但在包拯亲自劝酒时，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一些，而王安石呢，无论包拯如何劝说，仍旧坚决滴酒不沾。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王安石在任何事情上都坚守自己的原则，在官场上也许这或许也成为不谙人情世故、不懂圆通的“弱项”。

•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一位基层小官，一生不置田产，仅靠俸禄勉强养家。王益做临江军判官时，因顶头上司的太守违法乱纪，他也是严格遵守法纪进行处罚，“守不法，公遇事辄据争之”。

王安石从小跟着父亲辗转于宦途之中，从王安石日后对父亲的追忆缅怀中，可以看到王父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世态度对他是影响颇深，在自己步入仕途之后，他继承了父亲的精神遗产——坚持原则、不畏权势。

王安石的道德品行，无论是他的政敌还是朋友，多以品性高洁来称赞他。

他两度拜相，一生却从不坐轿，一生从不纳妾，只有一位妻子，死后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王安石一生几乎没有投靠在任何人的门下，他一直奉守着“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钱”的原则。

王安石一生最钦佩的是范仲淹，在给范仲淹请教的信中，自称是“一世之师”。

王安石，作为一个史上罕有的绝世奇才，一个无法复制的奇人，从始至终坚持自我，不忘初心。

“墙角一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正如他自己诗中所写，孤傲、高洁、不畏权势、迎寒怒放！

3.所处的时代特点简介

时至神宗熙宁年间，赵宋王朝已经建立百年有余，在经历了仁宗庆历年间的范仲淹变法之后，国家一直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中。

“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蠢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在北宋土地兼并严重、统治危机渐显、国家财政严重透支的背景下，“冗官、冗兵、冗费”成为三个最为突出的问题。

“冗官”：赵宋“重文轻武”，以文治天下。除了压制军事强人的崛起，还采用集中皇权、分化事权的方式治理国家。

在防范一方独大上，危及皇权这件事上，赵宋王朝三百余年不遗余力地坚持贯彻，虽然不曾出现过足以挑战皇权的力量，但是整个国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财政成本。

国家部门和官员人数成倍增加，拿俸禄不做事或无事可做的官员占六成以上，北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政府机构最臃肿、行政效率最低下的王朝之一。

“冗兵”：同样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兵役制度上，实行募兵制，在荒年大量招收饥民、流民，成为“非战斗力兵种”的厢兵，并且这种“职业军人”是终身制，军队人员只有进没有出。

到哲宗、神宗时期，大约有五十五万禁军，九十万厢兵。这些终身制的没有太多战斗力的庞大的军队，是需要靠财力支撑的。

“冗费”：“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北宋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的王朝中国土面积是最小的，但是由于商业发达，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土地农业收入的不足。

国家除了养兵、养官员的费用之外，还要有兴修水利、赈灾、教育等一系列的财务支出，更不要说还有给辽、夏两国的岁币了。

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话形容此时的北宋：

“一个内外交攻，看起来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一个绝症。”

三、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概要

1069年，像二十多年前庆历变法的范仲淹一样，王安石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的身份，以“富国、强兵、选人才”为目的，开始了一场几乎让天地变色的变法。

1.财政税收

均输法：是变法施行的第一个法令，在京城设立市易务，收购滞销的商品，待该商品短缺时再进行出售。

该法令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的流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青苗法：在每年的二月、五月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该法令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一定程度上控制土地兼并。

免役法：将原来按照户籍轮流服差役，改为由政府雇人承担，不愿意服差役的人员，可以根据贫富等级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官僚、地主均按此执行，无特例。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保证了农民的耕作时间，促进了农业生产。

2.军队国防

保甲法：将农村民户十家为一保，进行编制，民户家中如有两个以上的男丁，则抽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中进行军事训练。

该法令可以维护乡村治安，减少财政支出，建立军事人员储备。

裁兵法：规定士兵五十岁后退役，并定时进行测试，禁军不达标者降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降为普通民籍。

该法令提升军队素质与战斗能力，减少政府军费支出。

3.教育选举

改革科举：废除明经科，进士科考试以策论和经义为主，并增加了法科。

该举措把选拔人才的重点放在经纶济世的才智上，不再讲究死记硬背，增扩考选名额。

整顿太学：太学成绩优异者可直接为官，设置武学、医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十余项，以上仅为重要条目。）

梁启超先生在书中，用大量的书信、文章来阐述王安石变法中，开展各种法令的原因、效果。

梁启超先生用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经济方式与王安石变法中的部分法令进行对比。

比如，在变法中，后人讨论最激烈的“青苗法”，梁先生认为其根本类似于官办的“劝业银行”，“募役法”类似于近现代国家所征收的“所得税”；“保甲法”与后来的“民兵自卫队、警察”者相类。

这些观点多少带有一些局限性，但梁先生对变法的肯定代表了当时很多文人志士（胡适等）的观点。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局面，维系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治。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四、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用“天边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抵御着各方势力的围剿，孤独且决绝。

近现代以来，对于王安石变法以及变法失败原因的讨论从未有一刻中断，论述这一主题的论文、书籍不胜枚举。

梁启超先生他认为变法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谋福利，并且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中没有一条是完全不好的。

但，梁先生认为其中有些方法，却是不适合的，他将变法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国土面积大，不易实施”、“用人不当”，其余的诸多原因他分散在“用人与交友”、“变法遇到的阻扰与破坏”等篇幅中，让读者自己细细体会。

1.国土面积大、干预有限，不能全面有效开展，无法开展有效的监管。

古代成功的大政治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擅长财经税收的大经济家，管仲、诸葛亮、商鞅、子产。

但他们所管理的时代，都是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所管理的区域有限，通常情况下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

如果想让国家和人民朝着一个统一的目标前进，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就需要统一国民的思想。

梁启超先生说，如果想要统一国民的思想意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进行干涉。

除此之外，就是“放任”，但“放任”实际上是需要长期的“干涉”之后建立的自然运转规则，是在有序运转的基础上的“无为而治”。

王安石在地方做官员时，曾经推行过一些类似“青苗法”的措施，成效颇佳。

但在全国推行的时候，阳奉阴违、中饱私囊、挂羊头卖狗肉者比比皆是，相对于这些胆大之辈，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或许也没那么让人愤慨了。

2.用人不当

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时，经常对他“用人不当”加以批评，称他只喜任用小人。

而事实上，王安石并非只任用小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是无人可用，至少是当时那些所谓的“君子”不加入他的阵营，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属于守旧保守派。

王安石变法后，启用了一批新人，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一方面他急于用人，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仔细考核，另一方面，王安石用人更注重实际才干，他需要提拔一批锐意进取的新人成为自己的政治班底。

在这些人中，有些是拥有雄心壮志的少壮派精英，也有些是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和投机分子。

梁先生认为，小人不是不能用，要看是什么样的人用。

对待小人就要以小人的方式对待他，而王安石是一个纯粹的君子，他如何能够洞悉小人们的心思，又如何能够不受小人们的蒙骗呢?！

以毒攻毒，小人才能对付小人。

对于小人，君子常常会显得无能为力。

结合梁启超先生所说“王安石的变法中没有一条是完全不好的”，我们就想到那句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

3.见效慢，缺少长久支持，成为“百年大计”

钱穆先生认为，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最大的弊病还在于“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他忽略了人的问题，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

而这种急功速效的心理，难道不是神宗的心理吗？

面对多方压力，神宗是急于求成的，他希望在他的支持下，能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证明他的选择与支持是正确的。

神宗皇帝面对重重阻力，宋以文治天下，其中“孝”被放到很高的位置上，虽说宋代严格控制外戚、内庭、宦官等不得干政，但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态度意见还是要尊重的，至少孝的面子还是要做的。

在王安石的《上五事札子》中说到，在这些法令中最重要、且见效最慢、非议最多的就是五件事：“和戎、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但是这些法令的推广也已经陆续出现成效。”

在神宗看来，也许变法是有些成绩，但离神宗想要的那份满意答卷还差得很远。天灾不断、群臣反对、民怨四起、皇室施压，再看看《流民图》中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日益动摇的神宗就要顶不住了。

神宗刚一去世，新继位的哲宗在太皇太后的掌控之下，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头彻尾地全盘推翻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法令。

4.动了当权者的蛋糕

梁启超先生用浓墨重彩的篇幅详细地阐述了王安石变法中所遇到的阻扰，这固然显示出王安石排除万难、不畏阻力、坚持变法的决心，但实际上也隐隐透露出一些当权者的私心。

北宋开国之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理由是“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当时的很多达官贵人所占田地达天下田畴一半，此种兼并之风愈演愈烈。

王安石所推行的许多法令，比如青苗法，它本质上是杀富户，实际上是动了原有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就拿拥立仁宗的老臣韩琦来说吧，他是官宦世家，到他为官时权力达至顶峰，想一想他家的财产，再看看他给神宗帝奏章里攻击青苗法的两个论点，我们也就多少能窥见他所代表的一部分反对派的心理了。

如今记录讲述王安石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历史上第一个为王安石正名立身、出书立传的人当数饮冰子了。

在《王安石传》中，梁启超先生力图以真实、客观的角度为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一个真实的熙宁变法。

尽管我个人认为基于梁启超先生对王安石的“粉丝”心理，论述过程中，难免或多或少只从“拨乱反正”的方向、角度去阐述、扩展以及发表自己论点。

但在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的书中，梁启超先生为我们呈现的几乎是一个“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的王安石。

参考文献：《王安石传》、《国史大纲》、《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大宋国士》、《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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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简秋，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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