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爱新觉罗氏，名玄烨（满语：ᡥᡳᠣᠸᠠᠨᠶᡝᡳ，穆麟德：Hiowan Yei，太清：Hiuwan Yei），汗号“恩赫阿木古朗汗”（蒙古语：Энх Амгалан хаан），年号“康熙”。

康熙帝乃顺治帝第三子，顺治十一年农历甲午年三月十八巳时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母亲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崩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8岁。死后，得圣祖庙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谥号，通称“圣祖仁皇帝”（满语：ᡧᡝᠩᡯᡠᡤᠣᠰᡳᠨ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šengdzu gosin hūwangdi，太清：xengzu gosin hvwangdi），葬于景陵。

康熙帝在位时间（1661年2月5日至1722年12月20日）合计六十一年零十个月，是清朝自入关以来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雍乾盛世的大局面，有学者尊之为“千古一帝”。

玄烨8岁登基，14岁亲政。执政初期，国内国际形势非常严峻。面对严峻局势，他坚持大规模用兵，以实现国土完整和统一。康熙帝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成年后康熙帝坐镇北京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在台湾的明郑政权；三征噶尔丹，并取得胜利；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 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笼络汉族士人。康熙帝标榜仁政，但是到了晚年倦勤，出现吏治败坏的现象。另外，众位皇子因为废太子事件而争夺皇位（九子夺嫡，后四子继位为雍正帝），对康熙帝晚年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

生平

青年康熙帝朝服像（局部）

玄烨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为庶妃，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1661年2月4日） [注1] ，顺治帝早逝，时年仅二十四岁。

顺治帝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选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玄烨继位时只有八岁，次年正月（1662年2月）改元康熙。遗诏同时指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赦天下。但亲政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掌控。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时常召集小内监 [4] 在宫中作“布库”之戏，不过在五月十六日（6月14日）鳌拜进见时，突然下令以大不敬之罪， [5] ，命少年们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将他灭族，康熙帝念鳌拜曾救过祖父皇太极的功劳 [6] ，赦其死罪，改为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执政

1673年，因为康熙帝决定削藩，导致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抗清朝政府，其他二藩相继响应，三藩之乱最终在1681年被完全扑灭，国家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四川、云南以及江西等地有不少人被杀害 [7] [9] 。康熙采纳了安溪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在1683年出兵攻打台湾。

40岁的康熙

1690年至1697年多次击败准噶尔和噶尔丹，史称三征噶尔丹。在雅克萨战役，康熙派遣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成功驱逐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收复了雅克萨城（现俄罗斯联邦斯科沃罗丁诺）和尼布楚城（现俄罗斯联邦涅尔琴斯克）。他在京师东北的热河营建了避暑山庄，将其作为蒙古、西藏、哈萨克等部王公贵族觐见的场所，为清朝大肆的修建皇家园林开辟了先河。

康熙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1699年康熙帝读书像（45岁）

康熙崇尚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不仅仅是汉传佛教，或者满洲的藏传佛教、萨满教信仰，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皈依于门下。他甚至也时常听天主教传教士讲道，直到他发现罗马教廷试图干预中国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有所抵制天主教，即中国礼仪之争。其实康熙对西方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

康熙帝为了箝制反清复明的活动而致力于打败明郑王朝。拿下台湾之后，康熙开放了海禁，并设立了四个通商口岸，后来此政策持续了整个清朝历史。康熙也利用戴南山（戴名世）的南山案文字狱事件，株连甚多，来抑制汉族士大夫的反叛思想，甚至桐城派文家方苞都差点遭斩首。

康熙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后代的乾隆帝因崇敬康熙而刻意禅让）。康熙坐镇北京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在台湾的明郑政权，另一方面，康熙少年时就挫败了政治对手鳌拜。康熙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 。

晚年

康熙帝朝服全身像（中年）

康熙标榜仁政，对官吏尽量以宽松待之，晚年倦勤，导致出现官场贪污，吏治败坏的现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 [11] 。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康熙末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有江苏无锡县人刘三因县令李牧残酷成性，聚数百人于山中反抗，后被捕 [12] 。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现各地丰收，无灾可免的情况。康熙在晚年亦继续减免天下赋税，蠲免全国各地省份的钱粮，免除多处地区的欠赋。多种措施令到各地的农民都能够休养生息，也防止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和横征暴敛 [13] 。

传位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立皇后所生的一岁的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并亲自抚养。但数十年后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废太子后众皇子觊觎皇位，矛盾更加尖锐，故太子废而复立，但康熙仍无法容忍其结党，三年后再废太子。康熙六十一年临终时决定传位给皇四子胤禛。

目前理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康熙是希望精明干练的胤禛能大力改革康熙末年的宽纵积弊，也有人认为康熙是因为钟爱胤禛之子弘历（未来的乾隆帝）而传位于胤禛。还有传说是顾命大臣隆科多和胤禛矫篡遗诏，在十字上加一划、下加一勾，“十”字变成“于”字，故有“传位十四皇子胤禵”窜改为“传位于四皇子胤禛”之传说；但按清宫秘档分析，康熙帝的遗诏是由满、汉、蒙三种语言并列写成，“传位十四皇子胤禵”改为“传位于四皇子胤禛”之传说符合汉字书写逻辑，但却无法符合满文及蒙文书写逻辑。

然则传位夺嫡之说，或因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之新政、打击贪腐权贵、重用张廷玉、李卫、田文镜等汉人，而引来失势满人权贵之蓄意诬陷。康熙皇帝岂能将九门提督授予不可信赖之人任之，又岂会不知隆科多与雍正之关系而造成众皇子传位纷争？由此而论，康熙让隆科多任九门提督，正是意欲传位于雍亲王，并加以保护的实证之一。

康熙传位雍正之征兆：

征兆一：“康熙六十年正月，命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皇十二子贝子胤祹、世子弘晟以御极六十年，告祭永陵、福陵、昭陵。”康熙登基一甲子六十年之重大祭告先祖非同一般，派遣雍亲王胤禛主持，岂能不具备重大意义？为何不是派遣支持皇十四子胤禵、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或是皇三子胤祉

征兆二：康熙御极六十年派雍亲王胤禛祭祖此举，让废太子胤礽之师王掞看出端倪，故于三月“大学士王掞密奏请建储，至是监察御史陶彝、任坪、范长发等人曾疏请建储，帝不悦，并掞切责之。诸王、大臣奏请治大学士王掞罪，帝赦不治。”这亦可视为康熙安排接班人的布署迹象之一，毕竟皇十四子胤祯尚且领兵在西北，一旦提早公布，易生事端。

征兆三：“五月壬戌，命抚远大将军胤祯移驻甘州。以年羹尧总督四川陕西，色尔图署四川巡抚。”康熙以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之亲信年羹尧箝制皇十四子胤禵的军后补给已然成形。

征兆四：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命抚远大将军胤祯复往军前。十月，命雍亲王胤禛率弘昇、延信、孙渣济、隆科多、查弼纳、吴尔台察阅京师通州仓廒。”康熙指示由雍亲王胤禛亲率隆科多、查弼纳等众多京师王公重臣，竟然只为“察阅京师通州仓廒”，已有不寻常迹象。

征兆五：“十一月帝不豫，驻跸畅春园。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康熙驾崩前祀天仍然未派皇三子胤祉、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代祀，更未召皇十四子胤禵返京，此时康熙意欲传位于雍亲王皇四子胤禛已然十分明显。

曾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康熙皇帝遗诏上并无“传位于四皇子胤禛”，而是写着：

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为政举措

科学

一些近代史家认为清朝中后期国力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康熙晚年的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4] 英国籍史学家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为康熙的继承者造成财政困难。

亦有史学家指出，康熙会欣赏和重用有才华的传教士，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皇帝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吸取经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

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 。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重视 。

康熙亦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自然科学的皇帝，自身具有相当高的科学素养，曾从南怀仁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并且每天听讲。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知识，并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康熙因南怀仁督造火炮方面的功绩，一直对他优礼有加，而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也促进了伽利略的弹道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1] 。

康熙对理学名臣李光地、熊赐履等说：“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 [22] ，有人认为他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传开，将会极大的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的统治 [23] ，亦认为此举导致中国对于火器研发因此倒退。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记载，康熙为了保护传教士不被其他官员陷害而不准他们在有汉人和蒙古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18世纪康熙末期，因罗马教廷发出禁止中国人教徒祭祖的禁令而引发礼仪之争，促使清廷反制并下令“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

军事

康熙帝戎装像

康熙年间，由于平定三藩之乱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需要大量制造火器，无论是造炮规模、数量、种类，还是火炮的性能和制造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大清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达905门之多，而其中半数以上由南怀仁负责设计监造，就质量而言，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均为后朝所莫及” [25] 。

清朝初年，由于战争连年不绝，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热心武器装备、致力于引进和仿造西方火器的技术专家。如戴梓就是一位在中国最早制造出具有较高射击速度的管形火器专家，这种火器称为“连珠火铳”。文献记载的“连珠火铳”与故宫所藏的一支康熙年间外国进献的火枪十分相似。

康熙三十五年，在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昭莫多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戴梓仿铸技术比南怀仁更为高超，亦成功地仿造了冲天炮“南怀仁谓冲天炮出其国，造之一年不成。上命先生造，八日成，上大悦，率群臣亲试之，即封炮为威远将军，镌治法官名，以示不朽。冲天炮，子在母腹，母送子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后征噶尔靼，以三炮坠其营，遂大捷”。

明清之际，对西式武器的研制做出贡献的还有擅造大炮和望远镜的长洲人（今苏州市）薄珏，所造铜炮，射程可达30里，且“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

望远镜发明不久即由传教士带入中国，1615年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P．Emmannuel Diaz，1574－1659）在《天问略》中最早介绍了伽利略望远镜；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远镜说》详细介绍瞭望远镜的用法、制法和原理；孙元化在《西法神机》中也认为西洋大炮辅以“窥远神筒”是战争取胜的第一利器。

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帝更加重视在战争中发挥火器的战斗威力，使火器营成为清军八旗兵的新的战斗编成。清军最早装备火器的是汉军八旗，随着战事频繁，满洲、蒙古八旗亦迅速装备了火器。至康熙二十二年，在每旗专设一营操练鸟枪。康熙三十年始选满洲、蒙古习火器之兵组建火器营。设鸟枪护军、鸟枪马甲和炮甲三种营兵，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设鸟枪护军3人，鸟枪马甲4人，炮甲1人，共7395人。由于西方经典弹道理论在战斗人员中逐渐普及，火器命中率的提高，极大地提高了火力武器的杀伤力。因此，火器在康熙以后不仅成为八旗的主要武器装备，而且清军还产生了更专门的火器营的战斗编成，完全改变了清军以骑射为主的传统作战方式

海外贸易

康熙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濒海范围（从最初的濒海三十里左右，到后来的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该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并对拒绝执行或越界者进行残酷镇压。这一政策令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无人区，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然而有文献记载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各个王国，它们各自拥有自己丰富且多种多样的特产进行贸易，而且这倾向于联盟保护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里也一样，以至官员们在商业界里都拥有自己的股份／分成，他们当中有部分人会将他们的金钱委托给值得信任的人打理以保证他们的资产在商业往来中取得成果，连平民百姓也可以从商业贸易中得益 。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又称中国商人在交易时都很诚实可靠，跟日本、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全球通史》里亦指出，康熙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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