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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和约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韩愈生于中唐时期，又出身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古老士族，这让他的性格呈现出相对复杂的一面；但唯物地说，纵然受到局限，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某种超越性。就韩愈而言，当然不能就其求官、教子等事否认其人格之高大、精神之伟岸。
韩愈画像
如其求取功名官爵，一路坎坷的遭遇，让他对青年士子的艰难感同身受，使得他热衷于提拔人才、奖掖后进，《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如诗人李贺因父亲名李晋肃，“晋肃”“进士”谐音，被人攻击触犯避讳规则，“不举进士为是”。韩愈慨然作《辩讳》一文，言辞激烈地说：“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嘲笑与李贺争名者，在道德品行上不与曾参、周公、孔子等古圣贤看齐，却在避讳小节上超越他们，文风幽默辛辣，读来令人酣畅淋漓。
又如，其迫于对家族的责任感，做了很多不得已的事，但这种责任感又让他在国事上勇于任事、奋不顾身。如前文所言其上《论佛骨表》之事，于众士诺诺之际，敢于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谔谔直言，维护儒家道统，千载之下犹然令人敬佩。
在中晚唐藩镇问题上，韩愈曾两度在藩镇为官，亲身体验到藩镇之害。上文言及其贞元十二年（796）入董晋幕，赴汴州任职，三年后董晋去世，汴州马上发生了兵变。当时韩愈离汴从丧，但家人却都在汴州，听闻消息，韩愈惊慌失措，之后他作《此日足可惜》组诗，回忆了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情，诗中写道“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骄儿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直到“俄有东来说，我家免罹殃”，才松了一口气。这之后，韩愈又在徐州入张封建幕府，次年张封建病危，韩愈忧心忡忡，提前带家人离徐避祸，果然张封建去世后徐州发生了兵变。
有了这样的经历，韩愈在政治主张上，一直力主削藩。其《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言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去河北藩镇寻找机会，知道他“怀抱利器”，和河北的割据势力“必有合”，这在韩愈看来是极为危险的，故而说“董生勉乎哉”，劝他不要有从贼自污之举；《送幽州李端公序》中，韩愈写道 “国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矣”，“其将复平，平必自幽州始，乱之所出也”，李 “既朝夕左右”于幽州节度使刘济幕中，希望他能在藩镇多做一些有益的努力。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众议嚣然，韩愈作《论淮西事宜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主战大臣。元和十二年（817），他更以行军司马的身份随裴度出征，参谋军机，之后以军功升任刑部侍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廷凑发动军变，杀节度使田弘正自立。新即位的穆宗派兵征讨，僵持难下，被迫承认其节度使身份，派韩愈前往宣抚。王廷凑其人阴鸷毒辣，此行充满危险，当时以元稹为首的很多大臣都劝阻皇帝不要派韩愈前往，言：“韩愈可惜。”穆宗也中途反悔，下令韩愈“不必深入”。接到命令的韩愈夷然不惧，道：“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毅然前去镇州，当时王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情况十分危急，但韩愈久在藩镇任职，深知将士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复杂的利益纠葛，故而凛然无畏，与王廷凑辩论，直言：“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之后恩威并施，使在场士兵军心动摇，王廷凑担心事急生变，不得不向韩愈妥协，表示会服从朝廷，穆宗对此极为高兴，升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除了反对藩镇之外，由于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韩愈始终对底层劳动人民怀有深深的同情，在为政之道上坚持孟子的“民本”思想。在贞元十九年（803）关中旱灾时，他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就力陈百姓惨状说“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他还不顾触怒时辈，直言“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展现出他的凛然风骨。在其平日所作的碑志之中，也并不按照常规写法，主要赞美传主家族之高贵、官爵之显赫，而是用力于体恤民情、为民兴利除害的事迹，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世风。
从上述事迹总结得出，韩愈的性格很难用卑弱、刚强等简单的词语一概而论，如果非要进行概括，笔者个人认为应该以一“真”字为韩愈定评。他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道德家，临终前也并不像后世许多人一般删去某些文章，很诚恳地承认自己也有各种现实的压力。他可 以为求官而吹捧李实这样的奸臣，但也深知是非，心知这是“不顾其躬”。当时代需要他去完成其肩上重任之际，他也能奋不顾身，正色面对凶悍暴戾的藩镇、喜怒无常的帝王。诛心地说，后世非议韩愈的许多道德家，面临这样的选择，恐怕是不能对得起“道德”二字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韩愈又是一个天真烂漫、至情至性的“可爱”之人。这从他时常不顾及别人感受、“躁褊”好辩的性格可窥见一斑，韦绚在《刘公嘉话录》中记载，韩愈私下对李程嘲笑好朋友崔群：“崔群聪明过人，与之相交二十余年，竟然不曾共说著文章。”意思是崔群和他这个当世文宗从不谈论写文章，可不是“聪明过人”。
另外，《国史补》中说“韩愈好奇”，“好奇好怪”也是他性格中非常鲜明的特点。他著名的“五原”之中，俨然就有一篇《原鬼》。当时有一个民间故事，说有一位叫刘轲的和尚，在野外安葬了一具书生的遗骸，晚上梦见这个书生拿着三个鸡蛋来道谢，刘轲吃掉后就变成了一个通儒（事见范摅《云溪友议》）。韩愈听闻这个故事后十分感兴趣：“待余闲暇，当为一文赞焉。”其因《论佛骨表》被贬官潮州之时，闻说当地鳄鱼为害，就写了《祭鳄鱼文》，一本正经地劝诫鳄鱼，命令鳄鱼“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如果“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那就只能“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了。以往论及此文者，多是从他仁政爱民的角度去谈，但文本当中一片天真赤诚也是不应忽略的。
具体到韩愈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他性格中不受拘束的一面，其诗好奇求拗，故意押险韵、用僻字，追求陌生化的独特审美效果，如《陆浑山火》中“虎熊麋猪逮猿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初见之下令人咋舌；其想象力又极为惊人，在诗中塑造了许多惊奇险怪的奇境，直开晚唐诗歌“审丑”风气。其《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云“赤鸟司南方，尾秃翅觰沙。月蚀于汝头，汝口开呀呀。虾蟆掠汝两吻过，忍学省事不以汝觜啄虾蟆”，真不知是从何处想来。
本文摘自自《唐宋八大家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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