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凡一百三十篇，计共五十二万余言。《史记》虽然是记载真实历史的史书，所谓“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俗语说： “千古文章两司马。”或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如有人问汉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
我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等大文豪，无不有如此想法。自从《史记》面世以后，其书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却并不损害其文学价值，即如我国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于其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记》讲的是整个时代的大生活。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施耐庵的《水浒传》则是创造人物，所以肯定地说：《史记》的价值高于《水浒传》。
我国自古以来的散文，从《论语》以来，一直没有变，不如韵文那么多变。我国古代著名文学著作，如《庄子》是散文，后来演变为《离骚》，仍是文学的；又如《孟子》，是质朴的白描，是最佳的记言体文学作品。
太史公司马迁，陕西韩城县人，父为史官，名谈。司马迁少年时在韩城耕牧，后随父到长安，听董仲舒讲孔子《春秋》，曾住过昆明、浙江等地。太史公遵父命之嘱要继写史书，后因李陵事忤帝意，下狱，并判死刑。按法可以五十斤黄金赎罪，却无人愿资助。故为求免死，他只得自请宫刑做太监，武帝准之。后在宫中任中书令。太史公认为此乃奇耻大辱，但为的是要完成父亲遗命，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之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正而不偏私。
谈到《史记》中的“列传”，从上古到作者所处的时代，其所描写的各式各样人物之个性、思想与事态，都是惟妙惟肖的。《水浒传》之佳，其人物都是创造的，不过均属同一类型；至于《红楼梦》中的人物，亦是创造的，虽个性各有不同，但都是女性；而《史记》却是描写人物，且是多方面的，太史公把自己的感情也放了进去，却并不偏私。太史公有史才，有史识，兼有文学的情趣和史学的理智，他虽然喜爱项羽多过刘邦，但也阐述了刘邦的成功之长处和项羽的失败之短处。他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人生，批判时却只用寥寥数语，亦即是说：太史公描写人物分析得极为详尽，批判却极之简明。
又如太史公作《孔子世家》，而不是作“列传”，因为孔道之传比爵位更长，又特别为孔子作《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墨子、孟子、荀子等，太史公都没有为其弟子作列传，以表示对孔子的特别崇敬。这就是太史公具有卓越的史学眼光。他又替传讲孔学的写了一篇《孟子荀卿列传》；并且还将感兴趣的人物亦加入描写之列，如《刺客列传》等；他亦将“搜孤救孤”的传说加入《赵世家》中。“搜孤救孤”即“杵臼程婴”的故事，虽非真
实，但太史公好奇而舍不得割爱，亦无伤大雅。
太史公写《项羽本纪》，认为项羽可做皇帝；他写《陈涉世家》，说陈涉是首先揭竿起兵以抗秦的发难者。世上无十全十美的著作，或许有些瑕疵，但正是表现其缺憾美，《史记》正是如此。天下没有不偏的事，亦绝无既不左又不右的事。撰写历史要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且太史公还具有史德，并不以感情意气用事，故其撰写《史记》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他在《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太史公写到项羽时说：“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认为项羽这样的说法并不对。
《史记》共分五部分，凡一百三十篇，计有“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及“书”八篇。吾人如只熟读“列传”，已经可以得益。
他的写作方法是将一人分述于各人之传记中，如写汉高祖刘邦之事迹，不集中在一篇中写，虽使人读来感到枯燥些，但却是公平的、客观的，并不重英雄观念。这也是科学态度，与西方的崇拜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此种写法，读来虽使人颇不感兴趣，不过却是严谨而公平的写法。
凡写历史，必须严格遵守两个条件，即是：
（一）不可以只着重于单一的领袖和以单一的团体为单位，须顾及其全面性。
（二）要着重于事件进展的过程，不能单看其结论。
此为太史公著史所能做到的，后人亦多能依循此种写法。《史记》中以列传的描写最为精彩。我们可留意其同一史实，作出如何不同之描写。如写二人合传，亦是太史公的杰作，例如两人在其间有分有合的廉颇与蔺相如合传；又如善始凶终的《张耳陈馀列传》。尚有一篇列传附记多人者，如《卫将军骠骑列传》后附入征匈奴的大将；甚至有相隔数百年的合传，如《屈原贾生列传》，虽然屈原与贾谊遭遇十分相似，且富有爱国思想的激情，但主要是，贾谊之赋乃师事屈原者；又如《刺客列传》中写入一大批人，把春秋战国时的刺客一并列入；再如《滑稽列传》亦由多人合成写一篇；《货殖列传》则是讲从春秋时期直到汉代的商业情况。所以说，太史公的《史记》是一部极严格的史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是能用文学眼光来看史学，又拿文学情调来描写人生。
事业成功并非单靠一个人。有的人却因失败而遭后人同情、敬仰，而传芳后世。如一成功，即大家都有功劳，而非个人了，就不会有英雄了。
我们读历史除要注意写的以外，须懂得不写进去的。不然，便不懂得如何取舍；要懂得何者不写，才懂得何者不应写。在《史记》中没有写进去得太多了。如历代丞相，有十分之六七，并不列入；但有的卜者与滑稽家亦有列入的。这就是公平客观。
太史公的《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史记》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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