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陶渊明

元赵苍云《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画卷局部,纸本水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搜神后记》并非伪托之作

陶渊明的著作,除了有诗文集即《陶渊明集》十卷之外,还有一部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陶渊明也是一位小说家。《搜神后记》一书,《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十卷,题陶潜撰。此前梁释慧皎在《高僧传·序》中已经提到“陶渊明《搜神录》”,可知这部小说集在南朝至唐初一直流传不衰,只是关于书名的记载略有不同。书中屡次提到刘宋时代的故事,看来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也有可能是他逐步撰写的一束草稿,最后才由后人编订成书。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指出,《搜神后记》乃是伪书,署名陶潜出于后人假托:

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事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又载干宝父婢事,亦全录《晋书》。剽掇之迹,显然可见。明沈士龙跋,谓潜卒于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年事。陶集多不称年号,而此书题永初、元嘉,其为伪托,固不待辨。然其书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

可是《晋书》是唐初官修的,这里先说《搜神后记》中关于干宝父婢的记载剽掇《晋书》,下文又说其书“非唐以后人所能”,这等于说先唐的人剽窃唐人撰写的史书,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古小说中夹有若干作者身后之事是常见的情形,大抵是后来的抄录者(古籍的流传有过很长的抄本时代)、整理者自作主张地把另外一些比较晚出而属于同一类的故事加了进来。那时的风气如此。

鲁迅先生也曾经认为《搜神后记》出于伪托,他提出的理由是“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这个一句话说完的理由未免过于空灵笼统。陶渊明固然是旷达的,但他又“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志”(阳休之《陶集序录》),很欣赏《山海经》《穆天子传》,在有关的诗里也多有并不旷达的意思。鲁迅后来有一段关于陶诗的议论说:

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他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这是深刻的观察,比他早年只以“旷达”来概括陶渊明其人,要全面得多了。如果鲁迅此时再来讨论《搜神后记》的真伪,看法同早年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相比也许会有所不同吧。

多为后人仿作

《搜神后记》颇多离奇而有趣的条目,一向脍炙人口。这里关于鬼的故事,既有讲鬼如何厉害把人搞死的,也有讲人不怕鬼将其制伏的故事,二者并存,后者比较有趣,例如牧童捉鬼:

有一伧小儿,放牛野中,伴辈数人,见一鬼依诸丛草间,处处设网,欲以捕人。设后网未竟,伧小儿窃取前网,仍以罨捕,即缚得鬼。(卷六)

即以其鬼之道,还治其鬼之身。后来刘义庆《幽明录》中有一则缚鬼的故事,与此几乎全同,应当是从这里抄去的。

《搜神后记》中又有给鬼下药来制伏他的故事:

乐安刘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裤。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乃主人家妇女亵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野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家。向夜,举家作粥糜,食余一瓯,因泻葛汁著中,置于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后,闻鬼从外来,发盆啖糜。既讫,便掷破瓯走去。须臾间,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刘先已防备,与斗。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后遂绝。(卷六)

住在刘家的鬼不仅偷食,还拿人家妇女的内衣裤;吉翼子强梁而不善于斗争,单靠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有人很聪明地想出妙法来,先将鬼削弱,然后再直接与之较量,终于将他灭掉。这一类不怕鬼的故事,大有帮助人们解放思想、鼓舞斗志的作用。

《搜神后记》中又有人鬼恋爱的故事,最著名的是“李仲文女”(卷四):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代为担任郡守之职)。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张)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

美好的爱情和性生活可使少女死而有复生的希望,但此事必须秘密进行,一旦公开,则功败垂成。家长很容易成为恋爱悲剧的制造者。这样的奇闻在其他小说中也有所涉及,都给予后来的作家很大的启发,多有仿作,其中最为著名的乃是明代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他本人在该剧的题词中曾经直接提到先前的故事:“传杜太守之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太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搜神后记》影响之巨大深远,由此可见一斑。广州太守冯孝将儿女事,见《搜神后记》卷四“徐玄方女”条,汉睢阳王收拷谈生则见于《太平广记》卷三一六引曹丕《列异传》。

除了人鬼恋爱之外,更多的是人仙恋爱以及神女下凡。《搜神后记》中有“袁根、相硕”的故事,写这两位猎人在深山中忽入仙境,分别同两位仙女结为夫妇,后来又复回人间。此乃后来非常著名的刘晨、阮肇入天台故事(详见《法苑珠林》卷31引刘义庆《幽明录》)的先导。陶渊明笔下还有一个有趣的新典型——神女化装下凡,并不与男主人公结合,只是来提供帮助,这就是“白水素女”(卷五)的故事:

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取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

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灶所视螺,但见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卷五)

这里不涉及任何性爱的内容,女主人公只是一个来做义工的神女,这个身份更加高尚。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陶渊明文集》卷首陶渊明小像。

《桃花源记》草创本

“搜神”之“神”,大抵有两点涵义,一是神仙鬼怪的统称,这四类分子在故事里往往会出现那么一两种;二是泛指世所罕见的奇闻怪事,即今人大抵谓之“神奇”“奇迹”者,这里可能并不出现鬼神。例如《搜神后记》中最著名的桃花源的故事就是如此。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一处藏得极深仅偶尔一露其真容的世外桃源,确为一大奇迹。影响极大的《桃花源记并诗》之“记”的内容,同这一段小说大抵相同,其间的差别:其一,是小说文本中的个别字句,在《桃花源记》里略有增删修润,例如在“忽逢桃花”一句后加一“林”字,“土地旷空”后二字改为“平旷”,“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以前加了一句“其中往来种作”,这样说得更准确,语气也更顺畅。这些修改表现了很高的辞章水平。其二,删去了渔人(黄道真)和太守(刘歆)的姓名。其三,文末加了一小节尾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刘子骥是当时的一位名流,后来同陶渊明一起被列入了《晋书·隐逸传》。

太元为东晋孝武帝时的年号,凡二十年(376-395),渔人发现桃花源一事具有新闻性。小说家为了表示自己作品的真实性,往往会在小说里提到大家知道的名人,好像不过是顺便说说,其实意在提供人证,让读者相信故事是真的。渔人黄道真和太守刘歆知名度不够高,于是删去,另行请出一位大名人来。从这些地方看去,桃花源故事之《搜神后记》本在先,《桃花源记并诗》在后。

陶渊明与刘子骥为同时代人,陶渊明关于桃花源的记叙或即得之于刘的介绍而后来流传开来者。传闻是中古小说的重要来源。《搜神后记》中又有记嵩高山北大穴、长沙醴陵穴、何氏穴等世外乐土的故事,也都是洞穴后面别有天地的传闻故事,代表了古人希望出现“乐土”的理想。

在深山老林与外界甚少来往之处,有些过着古老生活的人们,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过的,是可以想象的,那里“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桃花源诗》),也很合于情理。因避乱而进入深山的情形在古代确曾发生过,例如秦汉之际的“四皓”就是如此——夏黄公、绮里季、东园公、甪里先生四位因避秦时乱而跑进商山深处。《桃花源诗》云:“嬴秦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意思是说,桃花源中人应是与“商山四皓”同时“退藏于密”之高人的后裔。这样的传说再加上若干艺术想象,就构成了陶渊明的一则小说以及稍后的《桃花源记》。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搜神后记》中“桃花源”这一则故事“实陶公草创未定之本。而渊明文集中之《桃花源记》,则其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桃花源记旁证》)。鲁迅先生则指出:

六朝人也并非不能想象和描写,不过他不用于小说。这类文章,那时也不谓之小说。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今仅有辑本),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肇为之赞,这就是嵇康的《高士传》法;陈鸿《长恨传》置于白居易的长歌之前,元稹的《莺莺传》既录《会真诗》又举李公垂《莺莺歌》之名作结,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记》。(《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他的意思是说,虽然《桃花源记并诗》当时不谓之小说,而其实与小说很接近。一诗一文的配合方式更与唐传奇类似——唐传奇的作者向陶渊明学到了创作的一大窍门。

名人的传说故事

《搜神后记》中又有若干则关于现当代著名人物的传说故事,例如卷二有关于郭璞及其外孙杜不愆的神奇故事四则;这里又有关于政坛要人桓玄出生的神话,卷三“流星堕瓮”条载: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纪陵送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既至经时,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观望,有铜瓮水在其侧。忽见一流星,夜从天直堕瓮中。惊喜共视,忽如二寸火珠,沉于水底,炯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谁当应之?”于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阿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桓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早先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桓玄之父桓温(谥宣武)的僚佐,关系非同一般;陶渊明本人又是曾经直接在桓玄手下效过劳的。后来桓玄率部攻入东晋的首都,迫使晋安帝司马德宗把国家政权禅让给他,上台称帝,改国号为“楚”,但他很快就被刘裕打垮,昙花一现,国灭身死。他确实像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从这一段故事可知,即使在桓玄败亡之后,陶渊明也没有完全否定其人。这一段记载对于人们了解陶渊明的政治态度显然大有帮助。

桓玄之父桓温建立过极大的功勋,也颇有夺取皇位的野心,但一直没有迈出关键的一步,最后还是东晋的大臣。《搜神后记》中有一则奇闻解释他何以没有完全抛弃为臣的身份: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编者注:如果侮犯君王),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这位尼姑的奇迹似乎是用来警示桓温的,而她竟然也预见到了桓温会来窥视她如何洗澡。人们知道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也曾有问鼎之意,后来因为做了一个怪梦,就不敢行动了(详见《晋书·陶侃传》)。准此以推,那尼姑自己破腹肢解并以此来警告桓温的情节,也很像是桓温的一个噩梦,于是他即以此作为警戒,不敢去逾越君臣之际的那条红线。

《搜神后记》中又有一则故事讲桓温之死:

桓大司马从南州还,拜简文皇帝陵,左右觉其有异。既登车,谓从者曰:“先帝向遂灵见(编者注:先帝以前显现过神灵)。”既不述帝所言,故众莫之知。但见将拜时,频言“臣不敢”而已。又问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为人肥短,黑色甚丑。”桓云:“向亦见在帝侧,形亦如此。”意恶之。遂遇疾,未几而薨。

桓温晚年精神似乎很有些恍惚,加上年纪大了,又一向有病,最后匆匆去世。殷涓其人是先前被他无端杀掉的,桓温这时很担心殷涓的鬼魂前来报复。人是真人,故事则是传说中的奇闻,中古的志怪小说喜欢采用这样的模式。后来《晋书·桓温传》记叙桓温的结局,也说到此事,应当是参用了《搜神后记》的记叙。

陶渊明的政治态度是比较灵活的。关于刘裕诛杀有异己之意的诸葛长民,《搜神后记》中有过一则志怪式的反映,称该诸葛长民最后“伏诛”,这样的叙事语气表明作者完全站在刘裕这一边。陶渊明并不反对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即使他的手段比较酷烈也罢。

在晋、宋易代之际,采取这种与时俱进式政治态度的官员和士人相当多见。凡禅让,前朝已经把所有的臣民一起打包送交给新朝了,还有什么必要守着旧规矩过日子呢?但是后来的人,例如赵宋以后的士大夫,未见禅让之制已久,只知道天下是真命天子凭武力夺取得来的,往往大讲所谓“忠愤”,而不能理解中古时代包容性甚强的政治风习。于是陶渊明就被改塑为东晋的忠臣与遗老,这其实远不符合陶渊明的实际(参见顾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又《陶渊明“忠愤”说及其扩大化影响》,《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细读《搜神后记》,有助于人们更切近地认识陶渊明。

顾农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微信 美文-微信文章库-我的知识库 » 小说家陶渊明

觉得文章有用就打赏一下文章作者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我的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