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华北民间广泛流传着“山西大槐树”移民。根据成化《山西通志》，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在册民籍438万人口，其中晋西南平阳府185万、晋东南潞安府64万、晋东南泽州48万。《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官方迁民，山西输出移民也主要来自泽、潞、平三府州。不过，与此同时，根据《明太祖实录》，山东在洪武二十四年在册民籍人口达567万，为北方之最。
民间流传的“大槐树移民”比官方记载（《明太祖实录》）的要更广泛，其中可信度有几成？
根据曹树基教授《中国移民史.明代卷》的估算，菏泽地区（兖州府西区）元代土著只占40%，明初移民高达60%，移民大部分来自山西。
然而，曹树基的估算有很大局限。其主要依据为新中国地名志记载的村庄来源，如1990年《山东省郓城县地名志》、《山东省定陶县地名志》，等等。殊不知，地名志记载的村庄来源主要依据也是民间的口头相传或者明末以后修的家谱，可信度很是问题。到了明后期，宣称祖籍大槐树已经蔚然成风，地名志记载的村庄来源不过是民间口头传说的翻版，根本不可能还原真实的历史。
二、从姓氏角度看大槐树移民
我们不妨从姓氏或遗传的角度重新解析这个问题。
如果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姓氏必定会保持一个“稳态”，因此是追溯人口迁移的可信依据之一。
笔者将菏泽与晋西南（运城临汾）和晋东南（长治晋城）的若干姓氏的比例做了一个对比：
资料来源：《山西人口姓氏大全》，菏泽《牡丹晚报》发布的新闻，抽样。
简要评析：
1、朱姓，中原东部土著大姓之一，不知元代菏泽朱姓几何，故不好定量分析；
2、郭姓，根据宋金时期人物样本，河南在宋金时期郭姓正是1.8%左右，彼时菏泽估计也不会低到哪里。元末濠州人郭子兴即是祖籍山东。因此，从郭姓比例看，菏泽目前比宋金时期上升幅度有限，或者基本没有变化，由此可知山西移民必定不多。
3、黄姓，中原官话东部楚姓之一，菏泽、徐州的黄姓比例实际上不输江南吴语区。
4、徐姓，中原官话东部高频姓氏之一。
5、牛姓，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陇西郡望、上党郡望。虽然牛姓在晋东南很多，不过，不能认为菏泽的牛姓都是山西移民。因为元代以前河南、山东就已经有很多牛姓了，比如曹魏将领—南阳人牛金，北宋末年抗金英雄—鲁山人牛皋， 后梁宰相—青州博兴人牛存节，南宋末年抗元将领—霍邱(沿淮地区)人牛富，等等。
6、卫姓，河东郡代表大姓之一。西汉河东郡即出了卫青、卫子夫这样的名人，魏晋时有河东安邑卫氏家族，卫觊、卫瓘、卫玠，皆出自此族。从卫姓看，晋西南对菏泽的输出甚微，几近于零。
7、裴姓，汉末至魏晋成为河东郡望族。事实上，魏晋至隋唐，裴氏在北方各地都比较活跃，唐代已经分布广泛，因此裴姓并不能视为“明朝山西移民”标志姓氏。从裴姓比例看，菏泽与晋南差异也十分悬殊，扣除元代土著部分，剩下的明代迁自山西的裴姓也几近于零。
综上，笔者认为，菏泽地区的山西移民实际上十分有限，不超过人口的20%，可能只有10%左右。菏泽目前仍然以元代以前土著居大多数，夹杂以周边各地移民。
三、明代官方记载的移民
事实上，明实录记载河南、荆襄等地明中叶流民，山西人也不是主体。
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南半部的陈州、归德府、汝宁府、南阳府人口密度大部分不足10人／平方公，例如洪武二十四年汝宁府淮河以北部分民籍人口只有6万人，每平方公里不足4人。而北半部的开封府（含许州、郑州）、河南府的许多县能达到30人／平方公里。这也说明明初似乎并不存在特大规模的官府迁民，否则何以留下如此大片的人口稀疏区域？而这一地区的人口稀疏，实乃宋金、宋蒙对峙造成的创伤，至元代仍未能有效修补。 同样稀疏的还有湖广的襄阳府、陕西的汉中府等地，形成了连片稀疏区域，并在永乐以后吸引了大量流民迁入。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二年于谦奏：“近闻山东、山西并直隶淮安等府，百姓累因旱伤逃来河南地方趋食……今各处百姓递年逃来河南者将及二十万，尚有行勘未尽之数。”从此处记载看，山西人只不过是明代前中期黄淮地区外来流民的一部分。” 又正统十二年史濡等奏：“山东青州府地瘠民贫，差役繁重，频年荒歉，诸城一县逃移者一万三百余户。民食不给，至扫草子、削树皮为食。续又逃亡二千五百余家。”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年陈镒等奏：“西安、凤翔、乾州、扶风、咸阳、临潼等府州县旱伤，人民饥窘，携妻挈子出湖广、河南各处趁食，动以万计。”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四年年富言：“陈、颍二州逃户不下万余,皆北人,性鲁，为江西人诱之刁泼。请驱逐江西人以决奸萌。都察院言：‘江西人在河南者众，如概驱逐之，恐生变。宜但逐其逋逃者，其为商者勿逐。’从之。” 。从此处记载看，陈、颍二州的外来移民以北人为主，应该是多个省份混杂。而江西人也有一定比例。
《明宪宗实录》载成化十二年原杰奏：“（河南南部、湖广北部、陕南）流民之数，户凡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东、山西、陕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广及南北直隶府、卫军民等籍。” 上述记载只是明中叶流民的一小部分。又成化十八年吴道宏等奏：“自去冬以来，河南、陕西、山西、北直隶流民，扶老携幼入荆襄境内，潜奔入山。” 由记载可知，南阳、襄阳、汉中一带移民来源非常杂，山西人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万历《郧阳府志》作者对辖境居民做了统计：“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德安府)、黄(黄州府)、吴(南直隶淮安凤阳等地)、蜀(川东北)、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 该统计实际上加起来超过了100%，不过可大致反映郧阳府人口来源，此处并不见山西移民，反而有河北移民。
从各方面记载看，山西人在明代前中期黄淮、荆襄移民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一部分”，远远构不成“主体”。
四、从部分案例看“大槐树祖籍”传说在明代后期的盛行
据张磊、周鲲《明代河西地区军户群体的形成、来源与转变》一文统计，明代甘肃的河西地区的移民实际上以南直隶、陕西、北直隶人为主，但是到了明代后期，当地却也广泛出现了与河南、河北相似的“大槐树祖籍”传说， “道光年间，镇番邑人谢广恩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今本邑之民，问之户籍，辄谓本山西大槐树人氏也。余考旧志及诸家谱牒，以为大谬。比如如柳林湖今之户族，据王介公《柳湖墩谱识暇抄》记：凡五十六族，十二族为浙江、金陵籍，五族为河南开封、汴京、洛阳籍，三族为大都籍，十五族为甘州、凉州籍，一族为湟中籍，一族为金城籍，三族为阶州籍，三族为宁夏籍，五族为元季土著，仅有八族为山西籍。故知所谓镇人为山西大槐树之民者，不过传说而已，实非然也 。”
另外，彭城晚报在2019年10月28日刊载的《元末明初徐州移民略考—明初山西洪洞移民徐州说法大多不可信》一文，也对徐州地区流传的“大槐树祖籍”说进行了详细考证，发现大多为讹传。如九里山江山村之江姓，口传来自大槐树，然而出土的明代先人墓碑却显示祖籍“新安歙南”，即徽州府歙县南乡。 “大槐树“实际上是在祖先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对祖籍的一种跟风式建构。
总体而言，这种民间传说，相似的还有“小云南”、“苏州阊门”等，属于一个时间内小规模的人口流动引发的广泛跟风潮，实际意义要大打折扣，甚至微不足道。并不是说这些地方没有移民，只是移民比例和来源地皆并非家谱所称的那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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