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红尘观史记》系列第12篇

《史记》，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巨著，它上承父亲司马谈之遗愿，下托太史公本人作为一个史学家的使命感，是他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甚至生命的作品，哪怕是当时身受腐刑之后，依然没有按照当时朝堂之上所盛行的“重荣誉轻生死”的主流观念选择自尽，而是忍辱偷生，闭门著书。

而这本巨作也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高度认可，就连一向对人对物评价都极为严谨甚至苛刻的鲁迅先生，也忍不住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誉，这自然比其余的批评家和评论家分量更重，也堪称为《史记》盖棺定论。

而《史记》作为史书之中的“纪传体通史”的开先河者——十二本纪以序帝王，三十世家以记诸侯，七十列传以志人物，十表系时事，八书详制度，几乎为后世所有同行都定下了难以逾越的规矩。

大家都知道，要了解一个创作者，最好的方式自然就是通过他的作品，如孔夫子《春秋》书成后也不由得叹息道，“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就算夫子本人也无法揣测后世对自己的看法，但仍然把自己所有的观念都记载在书中，任凭后世人评说。

而这点对于太史公也不例外，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史记》去解读和剖析他的方方面面。

不过对于司马迁妙笔生花的才能，明察秋毫的敏锐，“锱铢必较”的严谨和澎湃如海的气魄等方面，已经有太多人评论和赞誉过了，红尘君这篇文章只想和大家一起来看太史公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甚至拿到如今来看都不过时的“三观”。

——分别是人才观，法治观和民族观。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介绍。

第一：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人才观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经过汉高祖刘邦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教化，儒家的许多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当朝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彻底的把儒家文化提高到了官方思想的高度。

所以当时对于人才的观念，往往都把“品德”看的非常重，毕竟儒家文化非常讲究“克己”，只有仁义礼智信兼备的人才是大家心目中的君子，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大家心目中的楷模和榜样，才有资格为其立传。

品德当然是很重要的，这个放到任何时代都不过时，只不过一旦尺度太过，过分的强调了“德”而忽视了“才”的话，那又会造成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毕竟“德才兼备”这个标准实在是太高了，两方面都无可挑剔的人是少之又少。

而在这方面，司马迁充分的吸收了齐国文化的精髓，众所周知，齐国的开国君主是吕尚（也就是姜子牙），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务实尚功的人，对于人才往往能够不拘一格破格提拔，因此才成为更加看重“德治”的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左膀右臂，立下了举足轻重的功劳。

而他把这种观念又在齐国传导了下去，使得历代齐国君主对于人才都是极为看重，尤其是后世另一个巅峰齐桓公，当时他对名相管仲的任用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

管仲之前和鲍叔牙相处的时候就有过多拿钱（贪婪）和临阵脱逃（怯懦）的不良历史，而且又辅助了齐桓公的最大王位竞争对手公子纠，还曾经差点一箭射杀了桓公，事败后还不愿意为旧主赴死…

如果用当时其余国家奉行的“德才兼备”甚至“德在才先”的主流人才标准来看，管仲不仅不称职甚至都可以说是低劣，足以被打入到“小人”的行列中去了，但是齐桓公不仅没有记仇，反而听取鲍叔牙的劝谏重用了管仲，这才有了后面九合诸侯的壮举，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史记.齐太公世家》：“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而齐国的这种“人才观”无疑对司马迁影响甚大，他不仅给出了高度评价，而且也潜移默化的反映到了自己的作品中，比如我们从《史记》中的一些颇为另类的列传中就能看出。

①“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

所谓的游侠，指的就是一些任侠使气，做事更多是凭借心中的一杆标尺而非国家法度的人，所以并不受主流统治阶层欢迎，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子更是指斥他们“以武犯禁”，为破坏国家法度的“五蠹”之一。

而刺客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和侠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激烈度犹有过之，只要为了回报恩义根本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不惜以命相搏去刺杀仇人，因此更加让统治阶层们不安。

但是司马迁却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也给出了客观的评价（这里请注意，绝不是某些观点所说的完全赞同！），在游侠列传中他把信陵君等著名的战国四君子也都列为卿相之侠，重点记叙了朱家和郭解为代表的闾巷之侠，并在最后批评了如“北道姚氏”等的暴虐之侠，认为他们就是给朱家脸上抹黑。

《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而在刺客列传中他则记叙了当时最为著名的几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尤其详细的刻画了荆轲这个形象，对他们这种“重诺轻死”的壮举表示了同情和感慨。

《史记.刺客列传》：“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②“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

这两部列传描述的主要对象是那些以占卜为职业的人，这在如今看来可能会被冠以“迷信”，但在那个时代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人才，有时候甚至能够对统治者的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司马迁也肯定他们的作用并专门为其列传。

③“滑稽列传”

现在大家都知道“滑稽”的意思，也有专门的“滑稽演员”和“滑稽戏”，其实滑稽这个词就是来源于《史记》。

不过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这些人都只是帝王诸侯的弄臣，只不过是一群不学无术或者不务正业的小丑罢了，但是司马迁却给予了他们足够的重视，赞赏了他们“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特殊才能。

④“货殖列传”

所谓的货值，其实就是商业活动和那些大商贾，这在奉行“重农抑商”的时代根本就不受统治阶层所重视，大家常听闻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就以商人垫底。

但是司马迁却以敏锐的眼光察觉了商人和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他们在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这一点哪怕在半个世纪前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要知道距离太史公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足足两千年，这更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太史公的超前意识了。

第二：律法道德和谐统一的法治观

除了不拘一格的人才观以外，太史公在法治观上同样也是超出时代甚多。

早在战国后期，法家的扛鼎人物韩非子就曾经感叹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一个“德治”还是“法制”的问题。

在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所以人们必须报团取暖，阶层也没有划分的很明确，所以更多是以简单朴素的道德观来进行统治，也就是“德治”。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多，阶层的金字塔也开始露出水面，国家机器的雏形也逐渐形成，因此更多是依靠“律法”来进行管理——当然了，这里的律法更多体现的是统治阶层的利益和意志，和我们现代公正公平民主的法律绝不能划等号。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依法治国的早期阶段，可以理解为“法制”，尤其是当时的汉武帝更是重用了一大批精通律法且执法森严的官吏，也就是《史记》之中所谓的“酷吏”。

那到底是应该采取德治，还是法制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定论，更多是依据统治者的不同性格和喜好而随时摇摆，而且都能够找到足够的“理论支撑”，比如赞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就曾被汉高祖以后的几代统治者所推崇，因此才有了“文景之治”；而到了汉武帝这里一反常态，开始依靠一大批酷吏“依法治国”，铁腕管理，北去匈奴，南却南越，同样也取得了很大的功绩，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更高。

我们现代人都明白，法制和德治是两个互为有机的部分，必须相辅相成才行，过分的强调某一方都会有问题，所以那时候单纯的“以德服人”的德治或者“以力服人”的法制都是有严重缺陷的，对此司马公也在《酷吏列传》中予以了说明。

《史记.酷吏列传》：“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太史公认为用道德来引导，同时再以法律来约束，才是最好的管理方式，这其实也是对汉武帝用刑过度的劝谏，只是后者并没有听进去罢了，这个观念也是极为先进。

第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皆同类的民族观

最后咱们再来谈谈太史公的民族观，这在当时也多少有些“惊世骇俗”。

现在我们知道“少数民族”也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其实在过去“蛮夷”和“正统”之争可是十分激烈，比如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想要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改成“胡服”，不知道克服了内部多少的阻力才算达成，甚至就算以孔夫子的豁达大度也曾发出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感叹，显然还是很看不起那些“蛮夷”民族的。

而太史公当朝的统治者汉武帝，本人正是以统领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这帝国双壁驱逐强大的匈奴而闻名于世，在当时匈奴根本就是国家最大的敌人，必要除之方能后快了。

但是司马迁却不这么认为，他不仅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少数民族分别立了传记，同时还不惜花费精力为他们“寻宗认祖”，和中原民族都归于一个老祖宗之下，比如匈奴的祖先他就归到了上古的夏朝后面。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而在当时也被视为不受教化的吴越楚等地区，孔夫子更是对他们不尊王室，擅自称王的无礼行为给与了严厉的叱责，在《春秋》中统统不称他们为“王”而以“子”代之，但是太史公却同样为他们找到了祖宗，而且都还是圣贤，比如吴国的祖先吴太伯就是儒家圣人之一的周文王的伯父。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而这些都体现了太史公重视国家“大一统”，视所有少数民族都是一个老祖宗传下的不同分支的宏大的民族观，他不仅没有歧视他们，反而希望大家能够融合统一在一起，这无疑也是极为先进的，和现在的大方向都基本吻合。

红尘说

综上而述，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太史公的“三观”——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德治法治和谐统一的法治观，以及所有民族融合统一的民族观。

这几个观念在如今看来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似乎根本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但我们一定要明白，司马公可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当时无论物质，文化还是各种价值观都和现在天差地别，而他能早在那个时候就提出这些观念无疑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完全配得上这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超高评价。

当然了，太史公毕竟还是古人，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的时代影响，因此《史记》中也有许多如今看来不再合时宜的东西，但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哪怕就算是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儒教第一圣人孔夫子都不例外，更何况太史公呢？所以完全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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