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王朝鼎盛时期，为配合疆土与政治上的大一统而提出的”罢黜百家”的建议，使一位叫董仲舒的人，同时在帝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重重地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诸不在六艺之、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近代学者易白沙把这个建议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成为人们对汉武帝时期思想特征的通用概括。今人对董仲舒的了解，也大都止于此。清末以来，在屡次大规模地反思或反对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董仲舒常常被作为反面教材拉出来加以批判，现代人所熟知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比如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这些听起来既迷信又”荒唐”的东西，皆是拜他所赐。

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董仲舒为了迎合汉武帝而提出的建议，导致儒家一家独大的同时，也使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的其它学派从此日渐衰落甚至消失。他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罪人！

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笔者斗胆从儒学发展史的外围，简单地提一下董仲舒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延续性的贡献。不足之处，还望各位斧正。

董仲舒之前儒学的发展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比如人们熟知的子思之儒、子夏之儒等。在战国中后期，儒家虽然和墨家并称”显学”，但从未被哪个诸侯国的国君真正采纳过，孟子和荀子甚至一度不得不正面回应墨家的强势攻击。

从所讨论问题的范畴来看，处于春秋时代晚期的孔子最早将”儒”从一种职业变成一个学派，建构了一套以”仁”为内在价值，以”礼”为外在形态、追求表里如一的人伦之学。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求，孔子时代儒学的讨论范围，也多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比较少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连人性问题也很少讨论，比如《论语》中所提到的：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雍也》

战国中期的孟子突破了孔子不言”性与天道”的界限，提出”人性善”的观点并进行了论证，使”仁”的学说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在此基础上，孟子着力发挥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学说，将”仁”的讨论范围从人们之间的关系扩展到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仁政”与”王道”学说。孟子使孔子的学说在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处于战国后期的荀子被誉为儒家的集大成者。相对于孟子对仁学的重视，荀子更加侧重于对”礼”的强调，而且提出了与孟子殊途同归的人性主张——性恶论。在荀子看来，由于人欲望的贪婪性造成的人与人之间无止尽的纷争，只有通过礼法才能够定其分、止其乱，因为礼法是古代圣人制定的约束人的不合理欲望、规范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规则和秩序。

不难看出，从孔子到荀子，儒家学说的主要论题都局限在”人”或”人们”的范围内，而极少讨论人与天，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使有对”天”或”天道”的讨论，也是将其做存而不论的处理，把它们排除在”人道”之外。也就是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方面的认识。

而这个空白，就是由董仲舒来加以填补的。

董仲舒对儒学的贡献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一带）人。他对儒学的贡献，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

首先，就儒学的深度而言，董仲舒将”天”的概念重新引入儒家学说，以天道和人伦的一体化，也就是”天人合一”作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石，也使得在他之前的儒学能够在此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

董仲舒在继承殷商以来就有的天人合一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同构的观点，即天理与人性、天道与人伦的同构性。这一观念尽管依然披着历史悠久的”天命观”的神秘的外衣，但在主体上，董仲舒是运用理性的态度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

在董仲舒看来，由于人的生命来自于天，因此人的禀赋自然也是受之于天。不仅如此，人的生活与精神，也都是依附于天的存在。因此，要了解人性，就应当从了解天性开始。天不仅是自然之物，不仅是人的生命的赋予者，而且也是具有自身生命和意志的存在者。

“人之形体， 化天数而成; 人之气血， 化天志而仁; 人之德行， 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 化天之暖清; 人之喜怒， 化天之寒暑; 人之受命， 化天之四时。《春秋繁露正义》

就此，通过董仲舒的运作，儒学不但延续了孔子—孟子—荀子以来的发展路径，而且通过本体论层面的充实，又强化了人们对儒学价值观的印象，使儒学不再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样缺乏说服力。

其次，从儒学所包纳的内容的广度而言，董仲舒大大地拓展了儒学的讨论范围。如前所述，董仲舒以理性的态度为儒家学说建构了本体论基础。但他这样做时，却大量借用和改造了先前属于阴阳家、五行家的内容。

比如，在董仲舒看来，包括天与人在内的一切生命体，都是由阴阳二气调和而生，并且遵照水、金、火、木、土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运行。

“天有五行: 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 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 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 《春秋繁露正义》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将源于楚文化的道家之学、源于齐文化的方士、术士及阴阳之学，以及原来墨家的尚同、兼爱、天志等内容选择性地吸收进儒学系统当中，成为被董仲舒整合过的”大儒学”系统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家”其实并未被真正罢黜，而是被置于儒学系统当中，换了个名头继续存在而已；也可以说，正是经由董仲舒对各家学说的有机整合，才使得它们有机会在我国的文化系统当中保存并流传下来。

再次，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在当时起到的最为实际的作用，就是为大一统的皇权传递提出了一套合理的理论支撑。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的解读，认为孔子在《春秋》当中就已经为汉朝人指明了建国和执政的”指南”。

区别于先秦儒家从人性论出发进入国家的治理的讨论，董仲舒直接提出以服色、符号、礼仪的名称和各种象征性的仪式等标榜国家的政治秩序，通过张三世（由孔子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所象征的从乱世到太平世到升平世的时间逻辑）、存三统（指夏、商、周或商、周、汉三种获得天命的政治传统）、异内外（即华夷之辩）等观点，不仅使帝国的”大一统”在理论上具有了完全的合理性，也为限制皇权的无限扩张、迫使皇帝遵守”天道”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

“天人感应”提醒皇帝，上天时刻观察着皇帝在人间的作为，如若有灾异现象发生，那一定是皇帝做了什么错事，上天降下来警示或惩罚；”存三统”则警告皇帝，要保有天命，就要效法先王的作为和圣人的学说来行事，否则天命就会流走，就会离开大汉，被周、汉、某这样的新”三统”而取代。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皇帝的地位和权力可以承自天命所赐，但德行却完全要依赖自身去获得，才能保持执政者的地位，保证不被天命所抛弃。对于皇帝而言，这无疑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权威，也可以随时截断他们执政的”合法性”。

最后，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董仲舒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他整合过的、以儒学为本质和主体的学说，为中华民族树立起宗教之外的一套精神信仰体系。

董仲舒将春秋战国以来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思想，融会贯通在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框架之中，使儒家在获得自身完整性的同时，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特征。

这一文化体系的形成，不但顺应了当时政治”大一统”的风貌，更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合理地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问题的世界观和参照系统，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文化上的”大一统”。

这个文化上的”大一统”不仅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传统，而且凝聚和锻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使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不依赖于宗教的精神信仰。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公认的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形态的重要原因。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

“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几乎同样的作用。”

结语

董仲舒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在世时就获得官方认可的思想家。单从这一点上说，他比生前四处奔波且郁郁不得志的儒学前辈孔子、孟子幸运多了。这既是时势所造就的幸运，也得益于他个人的宏阔视野和相对平淡和内敛的生活际遇。

诚然，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固然可以从现代性的角度去批判董仲舒的言论使儒学从此僵化，成为两千年以来历代帝王统治人民、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

但在当时的语境中，恐怕也只有董仲舒这种将先秦以来各家学说有机整合于儒家名下的大儒学，才能够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提供充分的思想和理论依据，也为此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代一代人们对统一的热切渴望，和身为华夏子孙的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提供难以替代的精神归宿。

当我们面向历史时，我们实际上面向的是无限的未来。即使在今天，儒学尽管几经变换，但仍然以它特有的姿态存在着，并且是公认的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代文化形态。勤勉、热情、上进的我们，也至今依然受着儒学的恩惠。这不是所谓的封建残余，这是两千多年前，一个叫董仲舒的人为我们种下的种子，从此多少代人，都在这颗种子成长起来的大树下，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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