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雏”的有关思考
“凤雏”，《三国演义》里襄阳庞统的称号。这个称号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是很有市场的。但近年来，对于“凤雏”这个称号，也有学者对庞统是否拥有“凤雏”这个称号提出了疑问，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
一、正史中没有记录庞统有“凤雏”称号
关于庞统，历史上确有其人。陈寿的《三国志》既收入了诸葛亮的传记，也同样收入了庞统的传记。但正史中清楚的记录诸葛亮确实拥有“卧龙”的称号，但正史中没有一处文字记录庞统拥有“凤雏”的称号，也没有将诸葛亮的“卧龙”与庞统的“凤雏”相并列的记录，甚至包括传说中庞统身亡之地“落凤”都没有记录。这难道不奇怪吗？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南张北齐”（张大千与齐白石）、“左麟右李”（谭咏麟和李克勤）、“南乔峰北慕容”等并列的提法，而这两个并列的词之间是有关联的，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了“南张”，就没必要再提“北齐”，直接说齐白石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了“右李”的李克勤，那谭咏麟就是谭咏麟，再提“左麟”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再来看“卧龙”和“凤雏”，如果“卧龙”和“凤雏”同时存在的话，有什么理由只要“卧龙”而不要“凤雏”呢？
二、史料中的诸葛亮与庞统
如果诸葛亮号称“卧龙”，庞统号称“凤雏”，从这两个称号上来看，两人的关系应该是非同一般的，最少是不差上下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这个记录：
1、《三国志·诸葛亮传》：“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在这段文字中，陈寿的《三国志》用了一个有排他性的“惟”字，也就是只有崔州平和徐元直才是诸葛亮的好友，而庞统不在之中的。
2、《三国志·庞统传》：“颖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于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这段文字谈到了庞统与司马徽之间密切关系，但却同样没有谈到庞统与诸葛亮之间有什么好友关系。
3、除襄阳本地的史料外，外地的史料中都没有庞统号称“凤雏”和与诸葛亮交往的记录。《三国志》只记录了诸葛亮的好友为崔州平、徐元直；《魏略》中记录了诸葛亮的好友为石广元、徐元直和孟公威。在《三国志》和《魏略》的记载中，诸葛亮在襄阳的好友只有流落到襄阳的北方人士，没有与襄阳本地人交往的记录。同时，在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吴录》和《九州春秋》等书中有关于庞统的一些记载，也同样没有庞统为“凤雏”以及与诸葛亮交往的记录。
4、“凤雏”的称号出自哪里？既然众多外地史料都没有记录庞统有“凤雏”称号，哪究竟是什么史料记录了庞统有“凤雏”这个称号呢？从目前公开的资料中发现，这些记录全部来自的《襄阳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有伏龙、凤雏”。但这些记录仅见于《襄阳记》，其他史料都没有。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看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除习凿齿外的史官都没有记录“凤雏”。《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魏略》的作者鱼豢、《九州春秋》作者司马彪都不是襄阳本地人，他们全部都没有记录庞统为“凤雏”。而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同样注明了这些说法的出处，和其他人无关。二是除习凿齿外都没有记录诸葛亮与襄阳本地同学的关系。在陈寿、鱼豢等外地史官记录的诸葛亮的好友中，全部都是当时从北方来到襄阳的名士，没有一人是襄阳本地人。试想，如果襄阳本地真的出现了一个与诸葛亮齐名的“凤雏”，这些史官有什么理由不去记录呢？
三、“凤雏”的提法为何仅见于襄阳记？
研究除《襄阳记》之外的其他史料，青年诸葛亮在襄阳确实号称“卧龙”，好友“惟”有崔州平、徐元直而已。《魏略》中又增加了石广元和孟公威。而与襄阳本地人交往的记录均出于《襄阳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来看作者《襄阳记》的记录：“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有伏龙、凤雏”。如果根据《襄阳记》的记载，襄阳庞统不仅被习凿齿记录为与诸葛亮齐名的“凤雏”，而且襄阳本地的庞德公、司马徽和庞统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简直非同一般，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除作者外的其他史官都不记录这些内容呢？
也许，作者比其他史官听到了更多诸葛亮在襄阳的记录，有可能掌握到比其他史官更多的信息，但对比与其他史官的治学态度，襄阳学者是非常有争议的，裴松之自己就评论过“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同时，我们再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的局面，作者为南晋争正统，竭力推崇诸葛亮，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当时的形势以及个人的想法，作者根据诸葛亮“卧龙”的称号，为一个襄阳本地青年附会出了一个与“卧龙”相对应的“凤雏”称号。
当然，我们不否认《襄阳记》附会出的这个“凤雏”称号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就连南阳市附近也出现了一个叫“凤雏台”的地方。我们也无意故意贬低庞统这个历史人物，但我们应该有权利探索历史本来的面目。我们也无意去完全否定作者的史学成就，但对比其他的史学家，作者的很多记录是值得怀疑的。在正史《三国志》与野史《襄阳记》记录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相信成书更早、权威更高的正史，还是要相信成书更晚、带有明显地域倾向的地方野史资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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