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的这部《王安石传》，以传记的形式，重点还原了王安石作为一代伟大政治家的面貌。众所周知，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可谓文人最辉煌的时代，期间有名的文人，大抵有从政的经历，而其中最著的，也就不得不首推王安石了。
此书凡有二十二章，主要讲述的是王安石的政治生涯，特别是其政术的详解（共四章，篇幅占全书近三分之一），执政前后的概况等，另外对荆公在学术、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赞叹不已的。
在“例言”中，梁任公即自言：“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故于其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得失，言之特详，而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
所以，他把荆公的青苗法、市易法与银行相提并论，又把募役法和所得税征收、保税法和警察、军器监和当时西方国家通行军制对比，突显了王安石目光之长远，大大超越了时人。因此，梁任公对王荆公的赞美之词也是盈纸的，自是溢于言表。
当然，我们也知道，梁任公作为晚清戊戌变法的重要发起人，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会引荆公为知己了。且荆公变法以失败告终，也让命运遭遇相似的他极能“感同身受”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书颇多材料是采用乾嘉学者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例言”中有所说明，而按邓广铭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的说法，则谓“全从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脱化而来，既未再做新的考索，自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意见”，未免太过严苛），但梁任公也是多有真知灼见的，例如，他考察中西古今总结出，治理小地方的政治家更容易成功（第九章），如管仲、商君，即便国外的俾斯麦等，其实也只相当于“吾国之一巡抚或总督耳”。此外，梁任公有两个观点是很有见地，也颇有意思的。
一是，荆公所处的时代背景较为特殊，朋党之争尤为严重，而且“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梁任公指出，究其原因，是“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反对阻碍荆公变法的，并非大奸大恶之徒，反而是大多有令名的，包括司马光、苏轼之徒。我们也可想到，刘鹗在其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中，也发过类似的感慨，说“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见第十四回）。
二是，荆公虽然流芳千古，但亦有不少诋毁的流言，包括《宋史》所载（梁任公对此大加驳斥和辩解），而他所任用或交往的人，往往被视为奸佞之辈。之所以如此，梁任公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那些君子不愿奉行新法，以致荆公无人可用；其二，更关键的是，荆公变法既败，亲近他的人也就不免被殃及，于是十分不幸地被污蔑为宵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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