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维，三才思想，阴阳五行，三皇五帝，这就是东亚世界的整个世界体系的基础。这个逻辑出发原点，不能否定，也不能进行道德评价，因为这是东亚思想的源头与支柱，未来如何发展，只能说看因缘演化。
郭静云教授的研究有理有据，可信的极高。三皇五帝是在古老记忆的基础上硬凑数凑出来的一个有意无意的神话故事。========三皇五帝，就是三才思想加上五行说，都是董仲舒的思想影响下的杰作。
东亚世界的思想体系的演化，只能是董仲舒的天命感应体系演化的继续，好的演化结果，就是以天命为至上神的天命宗教神学体系的完全成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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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的阴阳五行学说，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的逻辑推演的【三纲五常】的结论，只是针对西汉时期的社会发展而展开的逻辑推演，是建筑在古代宗法制度至上的逻辑推演。
如果社会不存在宗法制度的实际社会基础，那么【三纲五常】也就成为荒谬。当时【三纲五常】是指向西汉时期的天命神学的启示，那么21世纪天命神学的启示是什么？这就是当今天命神学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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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儒家哲学 天地人三才哲学思想及三皇五帝
董仲舒是汉代杰出儒家，他的哲学是政治哲学，在汉代俱有代表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突出的。大一统论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为了伸天，论证了新天人感应说，吸取当时科技方面的成果，如阴阳五行以及同性相感等思想，在汉及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根据儒家来解释，天成为儒学的代表，于是独尊儒术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些理论贡献奠定了中华民族魂，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因此，董仲舒可与孔子、朱熹并列为中国社会历史上全面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家。 儒学世界观基本上以对天的理解以及天人关系的各种型态的可能性之优劣比较与选择等两个问题为出发点,作为其建立世界观的主要脉络。 而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更可因而由其自身之努力与创造,得与天地的存在意义同其伟大。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 去人欲”;程颢”识仁”、”体贴天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所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是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而先秦儒学的理论重点在于思想生活化的落实（如孔子的《论语》）,与儒家社会哲学精神之提出。 汉代的儒学发展走向，首先是解经之学的出现，在解经的过程中，汉儒加入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所提供的新的宇宙论的观点，主要是天人相感的天人关系之哲学，由于强调天人的互动性，使得汉儒发展出由天象以定人事的社会哲学，若就人文主体的开发而言，当然，此一观点在汉儒彼此之间亦有着极大的辩论。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从长远来看，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贯彻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直到新文化运动。“大一统”思想则还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还将一代代长期影响下去，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的阴阳五行学说，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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