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4年，庆历新政被废除，直到神宗在1067年即位并推行新法，新政的废除阻止了建立激进政策的努力。
范仲淹追随者中更年轻的一代，也就是在1005年前后出生的人，开始成熟，欧阳修（1007——1072）在1044 年以后开始成为他们当中最重要的文士，这些构成了11世纪中期几十年的思想文化景观。
还是在11世纪中期，未来的两代知识分子也出现了，每一代都回应了当时的古文运动。王安石（1021——1086）和司马光（1019——1086），是1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个政治阵营的领袖，他们的政治生涯多始于庆历新政的前夕。
在11世纪50年代晚期，当范仲淹的追随者重新在朝廷掌权，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苏轼（1037——1101）和程颐（1033——1107）正在京城求取功名，他们二人将在11世纪80年代，成为他们那一代最有影响的士大夫。
北宋思想中所有主要人物的人生道路在这些年交汇了。在探求一种可以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提供基础的道的过程中，这些人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目标。
他们承认，学者应该努力理解古道，而且文也将随之变化。这个以思想为先的自信的表达，变得比他们最初所想的要成问题得多。
这个道是什么？在哪里能找到它？如何了解它？它包含了什么以及它遗漏了什么？范仲淹的追随者在寻求价值观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后来的几代人也没有。
在这样的框架里，清晰地梳理其间的变化，还是有可能的。最初，范仲淹的追随者谈论说要确定求道对于”作文”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随着古文文体成为一种道德之学的语言，决定用古文来写作就不再是党派的自立之举。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一代对于用古道来转变国家和社会这个政治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士应该如何写作的关心。
而对于年轻时代的苏轼和程颐来讲，兴趣的焦点已经从制度化的探求转向对于思想风格更个性化的探求，这种思想风格能使人像圣人一样对事物作出反应。
文学在这里显然不再被作为一种解决方式。古文作家认为思想的探询要优先于文学方面的努力，这就造成了人们的分道扬镳。
正是因为人们认为文学活动对于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十分重要，所以像欧阳修这样的古文作家就能够将自己树立为思想领袖，但是对价值观的寻求却暗示出，文事实上并不重要。
我们将看到，这个结论并不容易被接受。欧阳修有一次解释说，在自然世界中走极端，会产生最好与最坏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平平稳稳但从不会出色。
欧阳修本人的偏于一端，向我们显示了古文思想所遗漏的一些东西；他希望采取一种合理的中间立场，则向我们显示了知识分子所试图解决的张力。
在很大程度上，我透过他的眼睛来观察11世纪中期的古文运动。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作家，他本身体现了文化传统和普遍价值观之间的张力。
对于范仲淹的追随者来讲，让价值观居于优先地位，意味着思想功夫是文学成就的必要基础。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要学道先于学文。
外在的形式和一个人所寻求的道德观念是可以被区分开的，而这个事实表明，个人有必要对两者都加以掌握，也就是说，以道为先并不意味着他无需创作那些被看做文的著作。
祖无择（1006—1085）在1043年为之前的古文作家穆修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中，也认可了这一点。“积于中者之谓道，发于外者之谓文，有道有文，然后可以为君子。”
道先于文的观念同时使人确信，如果掌握了道，文就随之进益。真正的学者要先成为思想家，然后才是作家。
欧阳修使文学事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它会使人陷溺，让人愉悦，充当观念表达的中介。不过，文是欧阳修所喜欢的；他务必让自己更多地关注求道。
从他自己后来的记述来看，欧阳修在1036年以前也身在歧途。他重视文学雕琢，他1030—1033年初入仕途，在洛阳为官，其间创作的作品，有些就明显流露出这样的趣味。
我们最好记住这一179 点，因为尽管欧阳修转向了古文和韩愈的观点，过去的影响还一直跟随着他。
尹洙（100l——1046）说明了学习古道可以为人提供哪些保证，是他将欧阳修引入古文阵营。尹洙解释说，心得古道，可以有助于行事（为政）、立言（写作），因为它可以使人独立自守、穷见物理。
这就会带来真正有价值的功名与文章。但是，道幽远而难于定义。但正像蔡襄在1037年所写的，如果一个人的确有见于道，他还是可以相信他的判断。
一方面，由于没有人能看到全体，就会有片面的意见；另一方面，由于还有必要做判断，就有必要说出一个人相信是正确的东西。
欧阳修参加了这场讨论，并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一个人不应该反对被别人批评，因为所求在于“谋道”。
问题在于如何界定道。对于欧阳修来讲，要谋求的道存在于人事之中。能够指导人类行为的东西，不能到天地、神灵以及人性中去寻找。
刘子健对欧阳修的研究，以及欧阳修在11世纪30年代以后的作品——他的《新五代史》和关于《春秋》、《周易》的作品——都表明，他所理解的1033年，一位准备应考的举子张秀才，将自己的文章呈给欧阳修。
在写给张秀才的第二封回信中，欧阳修说明了自己对他肯定的地方——悯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复之古”——但是，他警告说：古人的道是易行的。
他接着说，务求高远，就是在寻求一种不能人人适用的价值标准。圣人只关心有益于社会的事。
这里，欧阳修走向易行易知这个极端，但是他坚持要求人们按照在他看来是人类存在的实际状况来思考价值观。
但是，在古文阵营里，的确有一些人相信他们能将最初的高远之道与实际相联系。石介（1005——1045）与欧阳修在1030年一同中举，并在1033年发誓支持范仲淹，他对韩愈和柳开极为崇拜。
在1033年，石介写道，既然统治者已经改进了制度，那么就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价值，学者的职责就是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因为”时之弊在于文”。
除非对“救斯文之弊”有所作为，否则所有的制度改革都形同儿戏。同圣贤之行事，就是要不再写那些“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辞华为之质，韵句为之数，声律为之本”的文章。
在这里，石介就建议要使文成为包罗一切、界定一切，以宇宙为基础的道德文化。这继承了初唐以天地之文为基础的文化传统的观念。石介接着十分肯定地说，伏羲、神农和黄帝的”大道”（欧阳修认为是方外的），与后来五帝的“常道”是协调的。
天文与人文要靠“大道”和“常道”来体现；六经就是书写“文”的文字。石介写作的使命就是不断地重申和坚持：圣人所授只有一个道和一种教导，孟子、扬雄、荀子（有时）、王通和韩愈传之。
他写道，他必须打击佛老，因为它们迷惑人们说，与圣人之道相悖的行为模式仍然是道德的；并且他必须抨击杨亿的文风，因为它使人不得见圣人之道。
在他后期的文章中，石介不再借天地之道来说话；在1037年他写道，圣人之道优于天地之道，道是不变的，而自然界却是无规律的。
欧阳修关注的是各种复古主张是否实际；石介却坚持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将这些考虑系统而一致地整理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体制。
这个体制排斥任何异端；它必须从整体上来认识，并且它要求学者劝告别人说，建立一个完美一体的体制的想法，正是中国上古的传统。
从欧阳修的角度来看，石介代表了那些抗俗自异，自以为是的人，他们自称掌握了与传统决裂的独一无二的知识。
他们二人在1035年，彼此书信往还，讨论石介用古怪的书法写就的石像记。欧阳修写道，我听说您”特欲与世异而已。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
石介的书法表明了刻意求奇的后果；它抛弃了过去的标准，同时又不能为别人提供楷式。石介在回信中，责备欧阳修对书法的关心超过了道。
欧阳修回信说，如果你承认自己不通书法，那么你实际上认可了我的意见。问题就在对于像书法这样次要、微末之事，应该有恰当态度。
书写的文字从产生之初就有了准则，取法古人，也意味着理解文字所以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以及遵循为保证它能实现这些目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规则。
欧阳修希望看到范仲淹的集团获得权力和影响，为了这个目的，单单说自己正确是不够的。但是，对大多数范仲淹的追随者来讲，坚持是非原则比成功更重要。
孙复（992——1057）是一位有影响的教师。他的经历表明，在11世纪30 年代，一个布衣能通过著述来获得声名。孙复同样志在”救斯文之弊”，反对佛老，认为这是夷狄惑乱中国圣人之道的敌人，他拥护圣贤相继的道统观念，推崇柳开。
科举考试失败后，他开始执教，于1040年在家乡泰山建立了一座讲堂，并且于1043—1044年在朝廷讲学。
更早的时候，大概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科举败北的态度，他建立了一座信道堂，在《信道堂记》中他说，相信圣贤之道，学习它，实践它的人，世途的成败对他来讲无关紧要。
他还由于对《春秋》的研究而著名，他的春秋学用《春秋》来解决当代问题，继承了唐代啖助、陆淳的传统。
孙复认为，文学写作在当前的作用，应当像六经一样。六经“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这里大部分观点，欧阳修都能同意，但是他更愿意看到个人在忠实于圣人之意的同时，拥有他自己的道和文。
在1040年他写信给祖无择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
从整体上讲，范仲淹的圈子把呼吁严肃对待“教化”与建立有为的政府，以便完善社会、裨益民生联系在一起。
欧阳修在1042年写的文章《本论》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圈子里的人还是各有想法。对石介和孙复来讲，圣人之道是关于普遍的伦理标准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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