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的首创时间史学界存在争议，有汉朝、隋朝、唐朝多种说法。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
顾炎武是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近来笔者读到一些“顾炎武抨击科举制”的言论，私以为其中存在一些疏漏，故与大家做此讨论。顾炎武所提之《生员论》，主要内容有四：
第一，考生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特权人物”。他们在乡里坊间担任讼师勾结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此外，只要官府无法让生员满意，他们便会云集起哄。一旦官差对他们进行训诫，生员又会大喊着“杀士”、“坑儒”一类的话，使官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实是“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
第二，冗多的生员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最大负担。一些大的县城里，在册的生员起码有上千人。一个县城倘若有十万顷土地，其中，差不多有一半被生员占用。由于，他们无需承担徭役赋税，所以，这些负担自然由百姓承担。此外，每年生员的科举费用，均要从赋税中抽取，所以，百姓要承受的负担随着生源数量的增加与日俱增。
第三，参与科举的生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家乡相隔千万里，所以，日常使用的方言千差万别。这种地域上的差别，给了生员、官场勾结提供了便利，为官官相护、朋党之争埋下隐患。每一届中进士的考生都会称主考官为“座师”，称一块参与科举的进士为“同年”。座师的儿子被进士称作“世兄”，同年的儿子被进士称作“年侄”。一个地方的进士自称为“门生”，在他将来入仕担任考官后所取的进士称作“门孙”。正所谓“朋比胶固，牢不可解”，能登科入仕的考生绝大多数都是“关系户”。
第四，国家不拘一格降人才，想要选拔的是“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的人才。然而，朝廷规定的考试内容（八股文）显然不属于这一范畴。自八股取士的风气兴起，大街小巷的书坊里所售卖的全都是八股文，是以“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过。”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顾炎武所反对的并不是“科举制”，只是当时有关生员（考生）的一些社会阴暗面，以及考试内容（八股文）的危害。
而顾炎武对八股的抨击，其实，是要结合社会背景来看的。
以孔孟为首的儒学，所讲求的是君臣父子条理分明，意味非常明显，那就是每个人都要忠于统治者，不能包藏二心。
东周为何纷乱？
很大程度是因为各学派林立，每个人秉持的思想不一样，想要统一中原必须要统一各学派的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只有儒学是最适合巩固封建帝制的，所以，在未来的千百年里，儒学始终占据着主导。然而，我们不能就此将儒学经典八股与迂腐落后划等号，倘若，没有科举制，以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就只能从贵族中选拔人才，其危害不言自明。
若科举制不考取八股，而是放开门槛考实学，那么，肯定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届时思想势必难以统一。所以，对于封建时期来讲，八股取士实属无奈之举。
那么，八股文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近代大思想家均对其忌讳莫深呢？
说起来，八股只不过是一种格律，也就是一种行文方式罢了，由破题直至束股。虽然这种格律是比较僵化的，但这种思维方式却是比较正常的，这就像是在以解数学题的过程在剖析事物罢了。所以，严格来说顾炎武先生所反对的，其实是僵化的思维。在时代即将迈入下一阶段时，八股取士这种僵化思维退出历史舞台是大势所趋，人们的思想也要更加开放，这才是顾炎武先生想要阐述的。
况且，在《生员论》里，抨击八股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是对生员群体的探讨。读书人以“生员”这一身份作为挡箭牌，游走于律法的边缘，这自然是一种危害社会的不良现象。数量庞大的生员占据了大量民生资源，虚耗民财，这也是国家要考虑的经济问题。至于官场上的官官相护、托关系走后门，这种现象古而有之，每个封建朝代的官场都大同小异，这已是历史问题，而非科举之过。
故此，我们要正确看待顾炎武先生的《生员论》，看清作者想要揭示的社会现象，切莫望文生义。
参考资料：
【《生员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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