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董保存
这个题目，乍一看一定会觉得有点怪异。
2000多年前西汉大儒董仲舒与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一古一今，一文一武，八竿子打不着。怎么能扯到一起？
因写作《董仲舒传》，接触到一些史料。在并不太遥远的20世纪70年代，他们之间有了一段特殊的关系，于是才有了这篇小文。
1974年2月1日出版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河北省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1974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董健的文章《林彪与董仲舒》。正是这样的文章，把这两个毫不相关的人扯到了一起。
文章中说，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一个坑里的蛆，一个要用孔孟之道来挽救剥削制度的灭亡，一个要用孔孟之道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还有文章说，林彪吹捧董仲舒是为了复辟。“孔丘的天命。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林彪的天才。三个天字，一条黑线。他们是一个庙里的和尚。敲的是一口钟，念的是一本经。”
现今看来，这样的说法，未免让人们觉得有几分可笑。但在当时，确是一个严肃的命题。本文不想对此说三道四，而是想搞清他们所说的这两个人物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林彪是在什么时候提到董仲舒这个人的呢？
经查，1966年8月8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了下面一段话：“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
对此，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有过一段解释，他说，秦始皇当皇帝，主张愚昧政策，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仪廉耻，……由于他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
他还用极简练的语言强调，要响应林的号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林彪在正式的公开场合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提到董仲舒的名字。从这句话的行文上看，林彪、陈伯达都是把董仲舒作为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来讲的。
我们先看一看林彪讲到董仲舒的历史背景——那一年，“正是神州有事时”，林彪讲到董仲舒的时间是1966年的8月8日。就在10天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 卫兵。在此之后“满街红绿走旌旗”，全国上下正在出现“红海洋”。林彪组织编写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发遍了全中国。“早请示、晚汇报”等极端的形式，渐成气候。
在这样的气氛下，林彪讲到董仲舒的意思，无非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推向“顶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改变在那个时期出现的，所谓“张三一篇，李四一篇”的现象。
因此，董仲舒也就成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找来的一个“历史范例”。
殊不知，在林彪谈到董仲舒的那次讲话之前的一个月（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就说过“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毛泽东还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林彪用毛笔题写的“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向中外人士表示：讨嫌！还用冷幽默的口气说：“谁封我四个官儿啊？”毛泽东清醒地知道，“大树特树”所谓绝对权威“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
总之，对林彪这一系列登峰造极的操作，毛泽东是心中有数并有所警惕的。
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七年之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9-13事件发生，林副统帅葬身于温都尔汗。此事震惊全中国乃至世界。毛泽东虽然有所警觉，但也并没有预料到林彪会走这样极端的一步。
特别是在清查林立果小舰队在北京的据点时，找到的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是深深地刺激着毛泽东。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他（指毛泽东）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骂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等等。而在林彪的住地毛家湾，贴在林彪，叶群床头，压在办公桌玻璃板底下的格言警句，竟然是孔孟的“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并且是他们亲笔书写的。
这些材料的公布，让中国人感到十分震惊。平时在公众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副统帅，在自己私密空间内，（也可以说在他的内心里），真正的名言警句不是马恩列斯，更不是毛泽东，竟然是孔子的“克己复礼”，而且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所以在批林批孔时，人们描过他的词汇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口蜜腹剑，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等等。这也就不难理解，《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那篇文章的行文方式和语言特点了。
在中国现代史上，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批林批孔运动，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既不可能，也承担不起如此重任。本文要探讨的林彪与董仲舒的学说究竟是什么关系？
要想搞清楚这一点，就应该考察对林彪阅读过的中国史书典籍，看其中有没有，有多少被称为“儒者宗”的董仲舒的著作。
1907年出生的林彪，在家乡读私学时，《大学》、《中庸》、《孟子》之类的书是读过的，但报考黄埔军校后，虽然也要读书，但那所学校的性质，决定了读书的范围大部分应该是是兵法之类的军事经典。绝不会有董仲书的“天人三策”，更不会有难以读懂弄通的《春秋繁露》。
在林彪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是读了不少书的。政治的，军事的，历史的，科技的等等，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所读的书，还是历史类军事类的居多。比如1960年，他在广州时，特意让秘书从广东图书馆借阅《武经七书直解》读了40天，还没有读完，带回北京，久没奉还，直到在中国书店淘到一套，才让还回了广东图书馆……
有研究者认为，这也是因为毛泽东——毛一生博览群书，熟读经史，知识非常渊博。在讲话时经常是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纵横捭阖。听者有时会跟不上他的思路，比如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说到，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提到秦始皇时，毛泽东说“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很严厉地说“秦始皇算什么？”林彪当时没有再说什么，却感到了十分的尴尬。
因此，那些年里，林彪像许多高级干部一样，读了不少书，除了毛主席规定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政治理论读物、传统经典名著外。他读的大多是史书和兵书，比如毛主席经常翻阅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他也跟着读，有时候是毛泽东也会给他推荐一些史书。比如，他的秘书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我亲眼看见毛泽东推荐林彪两本线装书：一本是《三国志·郭嘉传》，另一本是《宋书·范晔传》。”
曾几何时，林府还请数位史学界著名的专家教授来授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授。这些专家教授中间。有的讲专门春秋战国，有的专门讲三国志，还有的研究两晋，南北朝。说来也有些令人费解，到林府讲课的专家教授当中。却没有见到研究西汉历史的专家。当然也就不会有研究董子学说的人。
如此看来。林彪对董仲舒的学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读书是要讲究方法的，林彪有自己的一套“读书法”，他读书的速度很快，且能抓住要点。他决不读死书，死读书。强调读书要读以致用，活学活用。他把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记在卡片上，自己记，让秘书记，让夫人也记……
后来出现他卧室的床头、墙上、办公桌玻璃版底下抄录所谓名言警句，的确有不少是从孔孟的书中来的。从这些条幅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读孔孟的着眼点，是侧重于韬略、谋略方面，并非孔孟的思想精髓。至于林彪发表讲话时的引经据典，更多的是“现趸现卖”。他所讲到的董仲舒，大概属于这种情况。
由于批林批孔是一场群众运动，为了体现运动的深入，高校的写作班子以董故庄大队党支部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也就不奇怪了。
殊不知，那时无论是被称为董子故里的董故庄的百姓，还是董学村、旧县村的村民，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孔孟之道，乃至对董仲舒的学说，并无太多的了解。很多人是从“批林批孔参考资料”上才读到《三字经》，《增广贤文》等文字的。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那时，把林彪和董仲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客观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历史上的董仲舒。
有研究者认为，这个阶段，直接把董仲舒思想裹挟进现实的“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前面提到的两篇文章，都是典型的“大批判文本”，影响非常恶劣。——汉代“淳儒”董仲舒和当代的野心家阴谋家成了一丘之貉。这，既影响了历史研究进程，也影响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十年文革结束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广大的董学研究者彻底摒弃文革思维，对董仲舒的研究也有了重大的进展。不仅使董仲舒思想“还原于时代”，更使其精神“活化于当代”。新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引着广大文史研究者认真探究董仲舒思想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赋予董子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董学真正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微信 美文-微信文章库-我的知识库 » 读史有学问：大儒董仲舒与“副统帅”究竟有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