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的文学，有五部誉为名作的传记作品。他们是梁任公的《李鸿章传》，梁任公的《王安石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吴晗的《朱元璋传》。通常说法是四大传记，或者刨去《王安石传》，或者刨去《朱元璋传》。我以为不如直接叫五大传记，以避免偏好四这个数字，落下鲁迅先生所说的“十景病”。这五部作品，在我的阅读书单中。我的阅读安排顺序是这样的。
首先是《李鸿章传》，李鸿章是我中华处于三千年历史大变局中的最为关键和最有力的人物，其进行洋务革新事业和中国命运密不可分，也同时影响了中国转型和后续很多重大事件，其毁誉参半的人生，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故《李鸿章传》因其人物和时代的特殊性，更兼其此类文学风格以为传记文学的一大创新，理应排在首位。
其次是对于当时社会影响发展有极大关系的具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王安石传》和《张居正大传》，这两个我最后决定把《王安石传》放在前面。因为相比于明代张居正，王安石的影响似乎更大更深远，乃至今天仍然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李鸿章的毁誉参半相比于王荆公，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即使国外历史学家们也无法忽视王荆公的巨大力量。
第三是《苏东坡传》。东坡居士精通当时其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文化，尤以文学见长，也因文学而显名今世。我认为的中国文化的最高峰非东坡居士莫属。政治家关注当时社会，为当时的人民谋生存和福祉；而文学家的文字实在是美学艺术，乃是万世事业。倘十年以前，我必定把苏东坡放在王荆公之前，甚至李鸿章之前。
第四是《张居正大传》。张居正是个很有作为也是很实际的政治家，他的努力让死气沉沉的明王朝为之一新，但是他的举措到底还是无法对当时的中国有实质的改变。不过就其改革家地位而已，不及王荆公大。而在所有帝王将相之中，似乎挑不出更加具有特殊性的东西。因而排在第四。
最后一个是《朱元璋传》。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朱元璋相比其他四个人，最可以忽略的。不过明太祖也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明朝是从部族手中夺回并重建我汉族政权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汉族政权，而朱元璋作为明朝立国者，毫无疑问拥有民族英雄的荣誉，这个荣誉在他之前只有隋文帝拥有，然而风格不同。其次，他是自汉高祖以来又一个平民天子，竟其全功，且其群下比之汉高祖群下拥有更多的平民色彩。以中国历史纵向来看，他完成了汉高祖和隋文帝两人的事业，其事业不可为不大。他勤政爱民，又杀人如麻。洪武一朝的大案（废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删孟案）也足可让后人琢磨。若以横向来看，明代历史已经不能单看中国，亦应当注意注意与世界情形发展的消长。中世纪（11-14世纪）的欧洲已经开始蕴藏生机了。
这些书目虽然不多，仔细排起来，至多不过几个月工夫。但我耗废了2年，才断断续续阅读完一遍，这是我的疏懒所致。《李鸿章传》和《王安石传》，已经先睹为快了。不愧为梁任公手笔，真知灼见更胜今人。本人对梁任公的崇敬之情又加深了一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已经阅读一半，期间经常停手思考，竟不能同意其中的若干说法和一些非常主观的风格。
因为苏东坡和王荆公是同一时代的极致人物又是政敌。故而梁任公的《王安石传》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就不能不提及对方。尤其对其政见方面的差异以及人格不免做一番解释。传记文学为传主，进行虚美隐恶的勾当是很寻常的。我以为这两篇传记也不免于此。《王安石传》是梁任公为王荆公辩诬的力作，效果拔群。在梁任公笔下，王荆公几乎是千古第一完人，余虽崇敬梁任公，也期期以为不可。梁任公成功为王荆公的短处、缺点进行了弱化处理，即隐恶。而《苏东坡传》中则相反，林语堂成功的打压了王荆公及其他正反两派人物，用来衬托苏东坡，将东坡之美更加升华，即虚美。细想之下，还是可以由钱锺书先生的“人心居左，别有所偏”解释了。
这两篇，我还是喜欢梁任公《王安石传》多一些吧，或许是因为作者的缘故，或许是因为风格的缘故。偏见者，人谁又何尝不如此？持论中正，又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这两篇文章确实需要多对比研究下，后面整理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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