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学术的交锋
真正在学术上直接交锋，并使顾炎武深深折服的是济阳的张尔岐。顾炎武与张尔岐的相见颇有戏剧性，据说顾炎武游历到济南，有一次游逛山东通志馆时，听到有人在讲《仪礼》，顾炎武颇觉新鲜，他知道《仪礼》是很难懂也很难讲的。他驻足聆听后，感到讲《仪礼》的人语言逻辑严密，见解独特，内容丰富，议论发人深省。对他来说，不啻醍醐灌顶，产生豁然开朗之感。他向人打听讲解《仪礼》的人是谁？有知情人告诉顾炎武，讲解《仪礼》的人叫张尔岐，是济阳一名乡间的句读师，也就是乡村小学老师。第二天，顾炎武依照古人相见之礼，让自己的一名僮仆带上名刺（名片），向张尔岐转达拜见之意。张尔岐应允后，顾炎武庄重恭敬地拜见了张尔岐。两人初次见面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顾炎武向张尔岐提出，想拜其为师，跟他学习《仪礼》。张尔岐为人忠厚老实，他表示拜师不必，看来张尔岐比较谦虚，不好为人师。张尔岐成为顾炎武在山东结识的唯一一位平民朋友，与顾炎武认识的其他朋友不同，张尔岐祖祖辈辈是务农的下层百姓。张尔岐，子稷若，号蒿庵，济阳人。其父张行素曾任湖广石首驿丞，上任三天即告归。崇祯十一年，清兵入侵经过济阳，张行素格杀清兵数人，清兵撤离山东时，将张行素带在路上杀害了。在对清兵怀有血海深仇上，顾炎武与张尔岐是相同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彼此成为好友。
张尔岐对《仪礼》和《周易》都颇有研究，《仪礼》是“三礼”之一，它讲的是先秦时期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习惯，天子、诸侯、大夫、士日常所践行的礼有：士冠礼、士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士丧礼、丧服、既夕礼等。《仪礼》文字晦涩，内容枯燥，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其仪节繁缛复杂，必须有专门经过职业训练者，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很多，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到汉代时《仪礼》只剩了17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五项典礼仪节。高堂生传本与鲁壁传本内容相近，它在“三礼”中可靠性最大。但是一般人要明白理解《仪礼》，难度很大，张尔岐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晦涩难懂的东西让人明白。顾炎武与张尔岐在学术上是笃信程朱理学，攻击王阳明心学的。张尔岐说自从王阳明的良知说被提倡，圣贤理论“几扫地尽”，造成了明王朝的迅速灭亡。顾炎武则斥责王阳明如同何晏、王弼、王安石，他们的罪恶“深于桀纣”。顾炎武强烈谴责晚明学术“言心”“言性”，他说孔子很少言性与天道，孔子说的多是具体和实践的东西。孟子也多是谈“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之类的问题，也是有关社会实践的内容。顾炎武因此提出一要博学于文，二要行已有耻。对于顾炎武的两个理论主张，张尔岐是赞成行已有耻的，就是做人要有人格，张尔岐认为这一说法非常“切至”。但对于顾炎武的博学于文，张尔岐提出了自己强烈的质疑，与顾炎武展开辩论。张尔岐认为抽象思维是不能完全抛弃的，博学于文必须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调查的感性材料中，通过抽象思维而获得自悟。他认为顾炎武的博学于文体现出经验主义的局限性，“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运用抽象的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即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从而上升到理性知识，再以理性知识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这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张尔岐强调通过抽象思维获得自悟，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方法还是有根本区别的。王阳明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王阳明认为不必格物，更不必博学于文，良知是人人自有的，只要不断内省自悟，就能去蔽明理。而张尔岐认为博学不可缺少，但要在博学基础上获得自悟，提升理论层次。对此顾炎武没有像对待李象先的辩论，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是彻底折服，他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顾炎武逃离江南来到山东，本想躲开是非之地，然而他终究还是没能躲过一劫。黄培文字狱案，他牵连其中，主要是由于章丘谢长吉的告发，起因就是经济的纠纷。此案平息后，张尔岐劝顾炎武放弃章丘的土地，免得再惹出是非。张尔岐从朋友的角度，苦心劝告。顾炎武却不领情，大为恼火，他说君子不党，君子是不搞宗派的，你是山东人，就应该偏向山东人，为他们代言吗？他认为北方民风淳朴，百姓敦厚，但当他身临其境后，就感觉现实与想象距离有点大，北方的山东与他的江南故乡并没有差别。他总结了“齐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劫杀，三曰讦奏”，并痛心疾首地说：“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诬其主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其实，在政权更替、利益重新分配的非常时期，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是没有地域差别的。顾炎武客居齐鲁21年，几乎踏遍了齐鲁大地，他有足够的时间了解齐鲁、研究齐鲁。他详细考察了齐鲁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也为齐鲁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具体表现就是顾炎武曾三次参与撰写山东的方志工作。第一次是在顺治十六年，顾亭林应邀参与订正《邹平县志》。施闰章在序文说：“比部张奉之请告家居，藏书多善本，博采勤蒐，进士马宛斯讨核详实，而吴门顾宁人自上谷来，悉授以校之，书遂成，凡八卷。”第二次是在康熙十二年，校订《德州志》。顾炎武在德州的文友比较多，如程可贞、田雯等，他在德州居住的时间也比较长，参与校订《德州志》很可能就是这些朋友所托。第三次是参与《山东通志》的编纂。李焕章在《织斋文集》说：“癸丑春，余膺施方伯公省志之役，与稷若同入紫薇署中，昆山顾宁人，益都薛仪甫咸在焉。······宁人最赅博，古今经史，历历皆成诵，主古迹山川。仪甫通象纬，兼西中法，主天文分野。稷若主济南北人物。”应该说《山东通志》的编纂是名家云集，成果自然不凡，但王士禛对此却评价不高。他说：“《山东通志》修于癸丑，当事既视为具文，秉笔者又卤莽灭裂，不谙掌故。人物一门，竟将曹县李襄敏秉、单县秦襄毅絃、沂州王恭简景三巨公姓名事实，削去不存一字，其余可概见矣。时方伯施泰瞻天裔主其事，聘吴郡顾炎武在局，而不一正是，可惜也。”对于王士禛所提到的几人未能写入《通志》，王士禛认为是撰写者“不谙掌故”，实际上很可能撰写者是通晓这几人的事迹的，不过见仁见智，他们不选入而已。顾炎武为何不对此予以纠正，这与顾炎武性格有关。顾炎武的仇敌叶方恒在给顾的朋友归庄的信中，评价顾炎武“城府深密，机械满腹”，也就是心计太多。尽管顾炎武“古今经史，历历皆成诵”，但他不愿因为自己的观点而得罪同事，可能是受到王士禛批评的原因。
转自宫泉久《游崂名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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