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是古典时代最为流行的重装武器，堪比今日的陆战之王坦克。

中国最早的战车出现在夏朝时期，上古三代最著名的车战爆发在武王伐纣时期：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这场战争的胜利，终结了商朝统治，建立了周朝！

周朝的建立，还有战车的强大威力，也让战车在春秋时代，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战车除了是兵器，还是承载礼制的道具。

这从春秋时，君子六艺中的“射和御”都跟战车有关就能看出来。

这战车，可不是平民百姓能驾驭的。

驾驶战车，是属于贵族的特权。

这也让春秋时代的战场上经常出现让人喷饭的场景。

贵族们驾驶战车，在战场上纵横交锋，打得你来我往，反而是负责给战车提供配套服务的。

诸如喂马啊，搭帐篷啊，运输粮食啊之类工作的随从平民们，却能在贵族驾驶车辆战斗时，三三两两闲聊，悠闲的很。

为何他们能如此悠闲？

原因很简单，战争真就跟他们没关系，就算贵族战败了，同为贵族的对手，也不会为难这群跟他们阶级不一样的平民百姓。

而且驾驶战场交锋的贵族，也都讲究道义和礼仪。

根源吗，大家同源同种，祖上是一家人！

周朝的诸侯，按史料说法就是：周武王分封71个诸侯，有53个都是姬姓，也就是周朝的亲戚。

所以，那时交锋的贵族们，真要论起来全部沾亲带故。

这一层关系的存在，也让早期的春秋霸主们，如果真要考虑做赶尽杀绝的事，往往也会有心理、舆论甚至道义上的压力。

为了争霸，杀亲戚算咋会事咧？

由此观之，才有了孔子对两个春秋霸主的不同评价出炉。

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意思是：这齐桓公虽然有也野心，但算不得狡猾，是个君子。

孔子评晋文公“谲而不正”，意思是：这晋文公同样有野心，诡诈而不正派，算不得君子。

那么这君子的衡量标准是啥？

当然是基于宗族纽带和血缘下的行为。

两个霸主相隔不过数十年，就有了巨大的评价差，也让战车上的贵族出现了变化。

原本交战的亲戚们，在君王带头作用下，纷纷开始不顾亲戚之道了。

同样的，随战争规模的扩大，曾经贵族为主就能进行的战争，越来越趋近于平民化。战车在战场上的尊荣地位渐渐下降，从含有礼仪的战争武器，变成了普通的杀人兵器。

赋予的含义没了，神圣性就降低了。

这就是战车从战场上失宠的第一个根源，没了身份标签。

除了没有身份标签之外，战车的笨重，也让他失去了灵活性。

中国象棋中的车，就是战车在棋类游戏中的延申，这“车”威力巨大，速度看似也很快，但却只能做“横平竖直”的机动，因为贵族礼仪的制约，还要沿着进退有序的轨道进行战争。

这状况咋说咧？

跟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决斗有相似之处。

大家拿着长矛，你来我往玩命，打落马下就认输，也不至于死人。如果乘人之危下杀手，是要被鄙夷和嘲笑的。

战术上的笨重，礼仪的制约，还要战争规模的扩大，让战车被时代所淘汰。

然后，更致命的三个影响来了。

第一个是兵法的出现。

第二个是越国的登场。

第三个是平民的崛起。

兵法的出现，让中国的战争开始出现了艺术性，不在拘泥于双方列阵之后的火并。

自从春秋末期“孙子”出现后，兵家也成了战国时代的显学，战术多样化，谋略多样化，行军多样化，就连对垒也多了侧翼突袭和伏兵连阵。

这一来二去，“兵者，诡道也“，成了参战国公认的真理。

失去了道义和交战规则约束后。

战车，这个就时代贵族争锋的道具，反而成了战争的负累。

第二个因素是越国的登场，改变了战争的方式。

前496年，吴越争锋，两国在嘉兴开战。

激战正酣时，一群越国武士突然冲了出来，然后来到阵前，一起挥剑自刎。

这挥剑自刎的越国敢死队，让吴国人懵逼了。这啥情况，行为艺术吗？

就在吴国人蒙蔽时，越人开始了进攻。

他们毫不避讳的脚踏战友尸体，用前所未见的残忍方式战斗，让吴国人心惊胆战。

越国战士们特有的短剑，也在跟吴国战车的交锋中占尽了优势。

习惯于凭战车驰骋冲杀的吴国人，挥舞长矛战斗，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剑雨之中。

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剑其实比长矛更致命，更有心里震慑力。

剑刃入体，能让人感受到最真实的死亡恐惧，同时持剑的敌人，用血淋淋的目光注视敌人的恐惧感，也让人毛骨悚然！

吴越地区特有的丘陵地貌，也让战车成了战场累赘。

只能在中原平原交锋得心应手的战车，在面对越国短剑时落尽下风，也让吴国痛定思痛选择了跟随。

于是，吴越战场成了时代改革的引领者。

在两个春秋最后霸主带头作用下，战车的地位进一步没落，装备长短剑和各种其他兵器的军队，成了战争主力军。

至于战场上的机动力量，骑兵成了比战场更好的选择。

战车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大人物的指挥车，在战场后方观看局势，再也没了冲锋陷阵的可能。

第三个因素则是平民阶级的崛起。

平民阶级的崛起为何能改变战争的形态？

原因很简单，之前说过战争规模的扩大，让平民百姓代替贵族渐渐成了战场主力。

原本在战场上能闲聊的平民，现在成了手持兵刃的将士。

当将士的多了，为国家付出得多了，当然地位也会提高啊。

于是，一场阶级迁跃，在大量人口基础的加持下开始了。

按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统计：战国时代开始之后，大量平民进入了历史舞台，成为史书中记载的人物。

战国时代的史书中，平民百姓出身的人物占总人物的55%以上！

这其中，秦和赵这对兄弟国家最明显。

秦国18位宰相中，有13位是平民英才，赵国13位宰相中，有8位是平民英才。

除了讲究出生的楚国和边远的燕国之外，战国其他国家，大致都如此。

为何会如此，跟平民百姓，在战国诸侯接连变法之后的进取心有关。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践行军功爵位制，每一个敌人的头颅，都有明码标价的奖赏。

从土地、金银、到爵位，应有尽有。

这成了秦人奋斗的动力。杀敌，封妻荫子，建功立业，也成了秦人风潮。

潮流之下，勇者如过江之鲤，以至于秦国人听闻要打仗，就算在吃饭，也会立马兴奋地放下碗筷，宛如看见肉的狼一般。

同样的，出发时亲人们不会叮嘱他们注意安全，而是叮嘱他们：不杀敌，就别回来了，丢不起这人。

秦人如此狂热，弄得他们打仗时，为了杀敌方便，都是轻装上阵，不要头盔和甲胄，用牺牲防御力的方式，提高进攻力。

这就是秦人勇武的根源！

跟秦人相似的还有魏国的魏武卒。

作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常备军，魏武卒是精锐中的精锐，也是用钱供养起来的强军。

打赢了封妻荫子，土地传家，让魏武卒战斗力惊人。

平民百姓在变法之后的各种政策下，释放了惊人的战斗力，也将曾经的贵族战争，变成了全民动员参与的国家战争。

国战、国战，也让国家和人多了互动，也多了归属感！

曾经封建领主和属地百姓的归属关系，变成了国家与人的归属关系。

中国大地也就有了最早的国家概念。

赵人，可以为了死守邯郸，不畏生死。

秦人，可以为了封妻荫子，勇往直前。

楚人，韩人，魏人，莫不如是。

国别之分后，又有了战争的胜负。

胜利者喜气洋洋，败仗者诉求复仇，如此循环往复，就成了不死不休的战国。

平民百姓如此，读书识字的士子则更进一步，胸有沟壑的他们，眼光在天下，在现世，在成功。

他们奔走列国，寻求明主，只为建功立业，也出了无尽的豪杰。

吴起、商鞅是如此。

苏秦、张仪是如此。

犀首、乐毅是如此。

这也让平民百姓和读书人分工明确。

一个负责战争，一个负责纵横，都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如此三轮互动之后，曾经旧秩序的代表兵器战车成了道具。

战斗方式和兵器变化，让战争烈度增加。

平民和贵族的欲望，在建功立业心驱使下，让战争规模不在可控。

由此才有了两段学者的考证出现。

明代学者顾炎武说：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

清代学者梁玉绳说：仅一个秦国，在战国有记载的斩首数就达到166.8万人。

战车的沉沦，也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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