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说的。
顾炎武的原话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看，顾炎武明确说了，“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
这里，顾炎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什么是亡国？“易姓改号，谓之亡国”。朝廷换了，换了一个姓人作皇帝，换了一个国号，这是“易姓改号”。明朝完蛋了清朝建立了，老朱家走了，爱新觉罗来了，这叫亡国。朝廷亡了就亡了，自然会有另一个朝廷来替代，中国历史上朝代太多了，有啥希罕的。历史会变化，政权会更替，这是历史规律。
什么是亡天下？“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仁义道德得不到发扬光大，统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是天下将灭亡。因为天下关系到每个人，所以“天下”的兴亡，就是匹夫—低微的百姓也有责任。
如果套用现代政治学的词语，顾炎武所说的“国家”，就是政府、政权。所说的“天下”，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土地及生活其上的人民和由此生成的文化传统。
至于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种“亡天下”的情况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考虑到顾炎武的生平—明亡清生的历史大背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大抵指的还是儒家常说的“华夷之辨”，是华夏古始以来的文明，文化灭绝了，仁义道德不修了，那就是亡天下。其发生的时期，往往是异族入侵、华夏主体民族面临灭亡之际。如宋蒙、明清之交。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灭亡，更多的就是亡天下，因为这些地区现在虽然仍然有人类生存，但是文明已经消亡。现在的罗马人不是古罗马人直系后裔，而埃及哪怕号称血统上和古埃及人联系最多的科普特人，现在的身份也不过就是埃及的基督徒。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华夷之辨”，诸夏若用夷狄文化和夷狄礼仪，那就是“诸夏变夷狄”；如果夷狄用诸夏之礼，那就是“夷狄变诸夏”，用儒家的原话就是“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从历史上看，“夷狄变诸夏”的事例很多，今天的汉人，和以前的华夏族，在血缘上就有很大不同。就是因为有很多异族被汉化了，如匈奴汉化了，鲜卑汉化了，部分契丹人汉化了，西夏汉化了等等。
现在看，汉化最彻底的就是满族。清朝入关之后，汉人为什么最后会接受满人的统治，跟满人接受华夏正朔，祭社稷祭孔复礼等种种文化投诚与效忠有关系。如果没有这些动作，大清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统治下去。这样，汉人便只是自动将满人视为夷狄归入华夏的案例而已。
从这个角度，我们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至少，我们在被蛮夷统治殖民的时期，也没有忘记同化影响他们，在最艰难的时期仍然保持汉族民族性不被肢解异化。
如果真的面临“亡天下”，华夏文明面临灭绝的危险，作为封建士大夫，应该怎么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忍辱偷生薪火相传？是作死节的忠臣，还是作变节的叛臣？是顺应历史潮流成为异族的功臣，还是逆历史潮流成为正统的殉葬品？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难道保国与保天下就水火不容吗？当然不是。当国家实现了民主和自由，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获得了公民的应得权利，那么此时国家与天下合为一体，即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国家是老百姓的国家，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保国就是保天下。
比如我们活在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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