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衰世，表现的形式像个治世，名称概念像个治世，说唱谈笑像个治世。黑白两色相杂代替了五颜六色，就像治世的素朴；高低音符相错销铄了美妙的音乐，就像治世的无声；道路荒芜、河堤崩塌，就像治世的坦荡；人心混混、没有争辩，就像治世的百姓不问国事。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占去了整个清朝统治时间的一半以上（以清朝入关后计算）。康熙帝在位61年，雍正帝在位13年，乾隆帝在位60年（不包括他作为太上皇的3年又4个月），加在一起共有134年之多。
在康熙统治的前期，清政府忙于南征北伐，世道并不十分太平。但从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准噶尔部（1697年）大获全胜后，直到乾隆帝把皇位“内禅”给了嘉庆帝（1796年），时间恰好是100年整。在这100年里，国内虽然还时有战争的发生，但这些战争不是局于边疆地区，就是限于规模不大，因此都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大动荡，世道真是堪称“太平无事”。
说实话，一个社会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来仅仅是百姓所祈求的最低要求，也是一个政府应该做到的最低职能。然而，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太平，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却实在称得上是难得。再加上这百年之内，论武功可谓“四夷咸服”，论文治则有《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难怪旧史书会对此百年大加称颂，谓之“太平 盛世”。
在清朝的百年“盛世”中，乾隆皇帝的统治又占去了其中的3/5。所以，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乾隆朝。
乾隆帝弘历，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但他的3个哥哥都是冲龄夭折，所以他成为实际上的长子。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雍正帝去世，25岁的乾隆便继承了皇位。
乾隆所继承的是一份令历史上大多数帝王感到钦羡的政治遗产。因为，在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两朝的努力恢复和持续发展之后，国家已经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秩序安定，国家的人口和财富也正在迅速增加，国力蒸蒸日上，一片升平气象。
而且，乾隆的登基，授受合法，平稳接权，波澜不惊。既不像乃父雍正的即位，矛盾尖锐，争夺激烈，刀光剑影，兄弟喋血萧墙；也不像祖父康熙、曾祖父顺治的即位，幼冲践祚，孤立少援，外有强敌，内有权臣，主幼而国疑，统治基业极不稳固。
他十分侥幸地躲开了历史上常见的那些为了争夺皇位而引发的种种诡谲阴谋、肮脏交易、明枪暗箭和血雨腥风。
在乾隆统治前期，尚能做到励精图治，他施行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部分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缓和了一些紧张的关系。所以，到乾隆中期，清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时，全国的耕地面积超过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达735万余顷，比顺治末增加了1/3左右；国家的人口也空前增长，已经接近3亿；商品经济也有长足的发展，国内城市随之繁荣起来，恢复甚至超过了明代的繁荣时期。
在政治方面，乾隆吸取了康熙、雍正两朝的统治经验，采取“宽严相济”，一张一弛的治术。康熙时代，针对当时全国统一不久的形势，比较注意休养生息，政策相对宽和。雍正时期，国内统治基本已经稳定，所以政策比较严厉，重在整顿纪纲，尤其是即位问题的斗争，所以在打击和清除内部异己势力方面，残忍而不遗余力。
乾隆即位后，一方面多次下令蠲免正赋杂税，革除苛政，减赦罪犯，对被雍正无情打击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实行宽大处理。并且还开博学鸿词科，招揽天下鸿儒硕学；编辑大型丛书，标榜文治。
另一方面则打击朝廷朋党，惩治官吏；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思想。刚柔相济的统治术，使得乾隆朝的前期政治颇有特色。
在武功方面，乾隆时期也不乏亮点。乾隆曾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在军事上有十大战绩，即：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两次与尼泊尔的廓尔喀作战，平定新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平定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与缅甸作战，与安南作战。志骄意满地夸耀自己有“十全武功”，并因此封自己是“十全老人”。
当然，如果稍微了解一点清朝历史的话，马上就可以发现，在乾隆所谓的“十全武功”中，水分很多，当然这里就没有必要一一去揭穿它了。
乾隆在位满60年之后，因为不想自己在位的时间超过祖父康熙，所以就把皇位主动让给了儿子颙琰（嘉庆帝），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但却仍然把持着朝政，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为止。
总之，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一个非常少见的“幸运儿”。他不仅顺利地继承了父亲、祖父为他奠定的稳固基业，而且寿登上考，一直活到88岁。他的一生，顺多逆少、胜多败少。在位期间，皇权如磐石之固，他进退人物，生杀予夺，叱咤风云。
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中威胁皇权的种种势力，如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朋党、强藩（地方政府力量）等等，被削弱到了最低的限度，尽管这些大多不是乾隆帝本人所做的，而是其父亲、祖父为他扫清的道路。此外，当时国内也没有强大的反清力量，西北、西南的边患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势力则还鞭长莫及。
因此，乾隆朝可谓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他以强大的武力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确定了中华的版图。即使到了乾隆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清政府还是能全面控制内外形势，维持着强大的表象，屹立于亚洲的东部。二、“盛世”的背后
上面所提到的乾隆“盛世”，确是事实，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事实。在这个“盛世”的背后，还有另外一番景象不能不说。那就是这个“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加强对人民的种种镇压政策、措施来维持的。
清朝的统治者在全国各地派驻了大量用以镇压人民的军队，其中主要是“八旗军”，其次是“绿营兵”（由汉族人组成的军队）。此外，在蒙古地区有“旗兵”（由蒙古人组成的军队），在西藏地区有“番兵”（由西藏人组成的军队），在黑龙江地区有“索伦兵”（由鄂温克人组成的军队）。而“八旗军”中又分为“满八旗”“汉八旗”“蒙古八旗”等，其中最基本的力量是“满八旗”。
“八旗军”一半驻防在北京及周围地区，还有一半驻防在全国的各大小城市中。如果遇到人民反抗，“八旗军”就立即配合其他军队进行军事镇压。
除了军队之外就是严格的法律。清朝政府颁布的《大清律》，可以说是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刑法之大成。
在《大清律》中，凡是被统治者认为是“十恶”的，如“谋反”（企图推翻清朝的统治）、“谋大逆”（谋毁清朝皇帝的宗庙、宫阙等）、“不义”（杀害本地的行政长官之类的事）等等，一律被处以极刑。至于百姓的集会结社、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甚至编写或歌唱违禁的词曲，都在严令禁止之列。
此外，乾隆朝还以十分严格的保甲制度来防止人民的反抗。不论城乡，每10户人家立一个“牌头”，10个“牌头”立一个“甲头”，10个“甲头”立一个“保长”。每户人家的门上必须悬挂一块牌子，上面写上户主的姓名、丁数（家中成年男人的数量），同时必须登录在当地官府的册籍上，以便随时稽查。
政府还在全国城乡的店房、寺院等处设立册籍，记录各地往来的客商。又责成地主、窑主或厂主对所属的佃户、佣工严加“管束”，或附记于牌甲之末，或附属于本户之下。如果发生了反抗朝廷事件，在保甲制度下的有关人家都要一并连坐，以此达到各户互相监视的作用。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清政府也有类似保甲制度的控制人民行动的机构。
乾隆朝的高压政策，莫过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恐怖统治。大规模的“文字狱”和禁毁书籍，使得整个社会万喙息响，人民绝口不谈政治。知识分子要么陷入“八股”式程朱理学之中，“非朱子（朱熹）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要么潜心于考据之学中，以消磨智慧和时间。
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但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著名的画家兼书法家郑板桥，曾有一首《逃荒行》，这首诗的价值绝不亚于郑氏所画的竹子和他所书的“难得糊涂”，诗中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催人泪下的农民逃荒之悲惨情境：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置担签。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妻儿、日暮途穷的逃荒农民，与他所拣到的弃婴，后来的命运究竟如何尽管不得而知，但应该说也是不难想见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盛极必衰”，封建王朝强盛的顶点，往往也就是它衰败的起点。正是乾隆这个“盛世”，也孕育了清朝的衰亡。盛衰的转折点就在乾隆的中期。从乾隆中叶开始，清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暴露了出来。
首先是统治集团日趋腐朽，奢靡成风。乾隆本人首当其冲。他大概看到国库丰盈，国家八方无警，国泰民安，一片歌舞升平的气象，于是滋长了奢侈享乐之心。最典型的就是他从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751-1782）的“六下江南”。
康熙帝在位时，也曾六下江南，但目的在于察看治水和了解东南民情，且每次出行都比较俭朴。乾隆帝则不然，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下江南的目的与祖父一模一样。乾隆皇帝每次下江南，都要组织万人甚至万人以上规模的队伍，每到一处便挥霍一番，江南人民也因此被狠狠地剥去一层皮。
据统计，乾隆六下江南共花去了两千多万两白银。当时身为翰林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的大学者纪昀，曾婉转地将江南百姓不堪忍受下江南所带来的经济重负的情况告诉乾隆，结果引来乾隆的一顿臭骂，说：“我看你学问上有点根基，才给你个官做做，这其实不过就像娼妓一样豢养起来罢了，你居然敢议论国家大事！”
随着乾隆皇帝的奢靡铺张，自然就会引出上行下效的恶果，乾隆中后期的各级官僚，也莫不骄奢淫逸。
统治集团奢靡腐朽，势必引起吏治的废弛和贪污成风。乾隆中期以后，吏治的废弛日益明显。乾隆即位时，一个名叫孙嘉淦的“言官”（左都御史，职责是劝谏皇帝、弹劾官员）就提醒乾隆要防止“三习一弊”，“三习”就是；习惯听歌功颂德的话，习惯看谄媚拍马的举动，习惯别人讨好逢迎；“一”就是由“三习”带来的讨厌“君子”而喜欢“小人”的弊病。
乾隆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自以为绝顶聪明，能洞察秋毫，乾纲独断，“三习一弊”不会在他身上发生。然而，当他在边疆小有成就后，就开始欣然陶醉于自己的“功业”来。这时，一个侍卫出身的满洲子弟和珅出现了。他善于揣摩乾隆的心事，利用乾隆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弱点，处处迎合乾隆的喜好。自以为高明的乾隆，被和珅的谄媚术完全蒙蔽了。
于是和珅的官职愈升愈高，从一个小小的侍卫一直爬到大学士、军机大臣（相当于以前的宰相）。乾隆把大权交给了和珅，和珅便拉拢党羽，排斥异己。
乾隆也满足于臣下唯唯诺诺，不愿听也听不到不同意见。到了乾隆后期，各级官员纷纷向和珅学习，竭力迎合乾隆虚骄的心理，粉饰太平，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
他们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办事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一心谋求私利。他们上下勾结，共同作弊，互相包庇。吏治腐败的另一典型表现就是贪污腐化，贿赂公行。乾隆中期后，官员贪污成风，朝廷虽也抓了几个案件查究惩处，但对于根除贪官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当时最大的贪污犯就是乾隆本人及其宠信的和珅（此点容后再论）。随着吏治的腐败，清朝的军队也腐朽起来（此点亦容后再论）。
统治集团的腐朽、政治的腐败，势必要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状况。乾隆即位时，国库充盈，当时每年国家的收入大约为3000万两白银，而国库的贮存平均也在七八万两左右。但由于乾隆的好大喜功，连年用兵，耗费巨大；乾隆本人南巡北狩，铺张浪费；治河工程每年都浮开虚报，官吏层层贪污，中饱私囊。
这一切使得整个国家的财力被消耗殆尽，到嘉庆帝即位时，国库已经空虚，而国家财政日绌。乾隆中后期的经济问题，不仅体现在国家财政方面，还表现在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方面。
由于社会长期处在和平状态，乾隆朝时人口得到迅速增长，到乾隆末期，我国人口的数字已经达到3亿左右。这比康熙末年的2500万左右（政府统计的户籍数），骤增了十多倍。
整个国家社会生产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就势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而真正贫困的只能是广大百姓。
如果说人口问题还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增长引起的社会问题，那么，统治阶级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则完全是人为的社会问题。清代前四朝的土地占有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清初到康熙中叶（17世纪80年代），是地主兼并土地趋势暂时缓和的阶段；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土地集中因素又恢复了作用，从而出现了新的土地兼并浪潮。
这种兼并表现为农民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中小地主的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中。乾隆中期以后，全国占有良田千顷以至万顷的地主，比比皆是。如怀柔的大地主郝氏占有“膏腴万顷”；乾隆宠臣和珅占田八千余顷，他的两个家人也占有土地达六百余顷。
满汉的军官从军营解甲后，也广置田产，一般地主则以高利贷为手段霸占农民土地。富者田连阡陌的必然结果就是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乃至中小地主丧失了土地。贫苦的农民只能用自己的工具和劳动力长期依附于地主、官僚和皇室，租种他们的土地进行生产。
高额的地租，迫使农民将其收获的50％以上交给地主、官僚和皇室。除了残酷的地租剥削之外，农民还要承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以及政府摊派的各种贡税，从事各种名目的无偿劳役。再加上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许多无以为生的农民只有铤而走险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当乾隆传位给嘉庆的那年（1796年），四川、湖北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
据说，乾隆临死时，“频望西南，似有遗憾”，因为西南地区正是当时农民暴动如火如荼的 地方。总之，以乾隆中期为界，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而到了乾隆末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世”已经宣告结束。在60年漫长的“盛世”之后，是成倍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的彻底腐败。
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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