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街亭
满肚子兵法理论的马谡很快就尝到了歧视“大老粗”的苦果。因为指挥曹魏援军的主将张邰，正好也是一位文化程度并不高却堪称沙场宿将的角色。
据《三国志·张郃传》载，张郃字儁乂，乃冀州河间(治所在今河北省献县东南)人氏。他与王平的经历非常相似。
首先，他也是年轻时就开始参军打仗的“大老粗”，一心要用刀剑来谋求自己的富贵人生，而不走熟读经典再进仕途的文士之路。
其次，他也是中途改换门庭。他原本是袁绍的部将，官渡之战后转而效力曹操，屡建战功，成为曹魏异姓五虎上将之一。
由于张郃多年来长期在关陇地区作战，又曾经在军事要塞陈仓镇守，所以他对这一带的军事地理，尤其是对他曾经亲自领兵前去救援陇右而穿越的陈仓狭道，更是了如指掌。
诸葛亮攻占祁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宣布响应蜀汉之际，张郃还是远在南阳郡的宛县任曹魏荆、豫二州战区司令官司马懿的麾下大将。魏明帝曹叡得知陇右局势危急而关陇战区的司令官曹真又在郿县的斜谷口一带抵御蜀汉大将赵云无法分身，于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一项极为正确的决断：从南面的荆州紧急调派熟悉关陇、陈仓地理的张郃，以便再度穿越陈仓狭道，统领大军增援院右的郭淮。为了提高张郃的身份，魏明帝还给子了他一个显示特殊荣誉的官号，叫作“特进”。
张郃一到关中，立即出动五万大军，并且亲自统领其中的精锐兵马从自己熟悉的陈仓狭道沿着渭水河谷急奔向西，一直杀到街亭。这个“大老粗”杀到眼前，马谡的满肚子兵书理论就一点也不管用了。俗话说，一物降一物。谁才降服得了这个姓张的“大老粗”呢？就是前面那位姓王名平的“大老粗”了。
张郃用兵的风格，向来是迅猛异常，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眼见蜀军改变阵形，向南面的高山坡上慌乱转移，他知道此处的山上并无充足的水源，于是微微一笑，命令一部分军队切断蜀军通向渭水岸边的取水通道，自己则指挥主力精锐，看准蜀军阵形混乱之处，发起不间断的猛烈进攻。
这场激战，以蜀军的全线溃败告终。蜀军绝大部分分队，都如《三国志·王平传》中所言的“众尽星散”，死的死，跑的跑，在山坡上四散奔逃。
但是，唯有一支分队，在领队将军身先士卒的鼓舞之下，不仅队形依然保持完整，还凭借隐蔽的有利地形，一再敲起军鼓，发出前进冲锋的信号来迷惑和吓唬敌人。张郃眼看自己一方已经大获全胜，没有再冒险纠缠的必要，于是见好就收，下令鸣金收兵，然后继续乘胜向西前进，赶往上邽和祁山方向，以便与坚守在那里的郭淮会合，合力对付诸葛亮的主力兵团。
望见张郃的大军撤下山去，那支临危不乱的分队才现身，大声召集逃散的将士，寻找小路回转祁山。指挥这支分队的将领不是别人，正是王平。
在街亭激战的同时，西边上邽城中的郭准得知消息后也趁机奋勇杀出城门，前去进攻蜀汉将领高翔扼守的柳城阵地。高翔抵挡不住，只得败退回到祁山。
在祁山大本营的诸葛亮，面对如此战果，震惊之余，又冷静思考一番之后认为：眼下已经失去继续进行原定作战计划的条件，只有后退步保存实力以图再举才是最为明智之策。于是，蜀汉主力军团保持完整的队形，有序撤退，回转汉中。祁山附近的西县有上千家支持蜀汉的曹魏民众，也被蜀汉大军顺便带回汉中。而张郃则乘胜扫荡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响应蜀汉的反叛力量，重新恢复了曹魏对陇右地区的控制。
蜀军全线撤退之后，曹魏朝廷立即实行了奖惩措施。对于坚决抗击来敌的陇西郡太守游楚，给予封赏候爵的重奖；而对于望风逃走的南安、天水两郡太守，则依法处以重刑。驰授有功的张郃、坚守有功的郭准，都受到褒扬。张部还得到增加自己县候封地民户一千户，与此前合起来达到四千三百户之多的“大红包”。
与此同时，在东面的褒斜道一线发动佯攻的赵云，也因寡不敌众，被进兵到箕谷(今陕西省太白县)的敌方主帅曹真击败，只得收兵退回汉中。
至此，诸葛亮初次北伐发动的钳形战略攻势，便以两面均遭受挫败而遗憾结束。
回到汉中之后，诸葛丞相随即开始战后问题的处理。其中的关键词也是“奖惩”。
因功受奖的顶尖人物，就是被马谡从心底看不起的“大老粗”王平。他的突出功劳，一是保全了自己手下的上千人马，二是收集了其他分队的大量逃散将士。由于他采取正确的应变举措，前锋兵团一部分宝贵的有生力量被他安全带回了大本营。他的受奖情况，《三国志·王平传》的记载如下：
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意思是说，王平特别受到诸葛丞相的重视和擢用，不仅兼任了丞相府的军事参谋，又统领蜀汉大军的精锐之师一一由南中地区青羌部族组成的五大营劲旅，承担蜀军北伐大本营的军务，还晋升为讨寇将军，被封赏了亭侯的荣誉性爵位。
如果加以概括，王平受到的奖励其实有三：一是升官，二是加爵，三是委以重任，重任包括以丞相府军事参谋的身份主持北伐大本营的军务和以指挥官的身份直接统领精锐之师五大营。
显而易见，王平不仅取代了马谡所担任的军事参谋职务，而且承担了更多更为重要的工作。可以说，在街亭之战中，这位认不到十个字的“大老粗”，还有曹魏那位叫张郃的“大老粗”，都把满肚子兵法理论的高级知识分子马谡比了下去。诸葛亮本来想把马谡培养成全军的骨干将领，结果没有成功，他却意外发现，王平才是具有骨干将领素质的人选。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受到重用的王平，也没有辜负诸葛亮的赏识和提拔，后来更加发奋为国效力，不仅在木门谷一举射杀张部，向对方讨回了血债，挽回了蜀汉军队的尊严，而且在诸葛亮病死之后，成功除掉大搞分裂的魏延，稳定了危局。到蜀汉后期，他成为全军颇有威望的高级骨干将领。
由此可见，在人オ的培养中，先提拔后实践的“马谡模式”，比不上先实践后提拔的“王平模式”；也不能只看表面上的学历和理论，而要更重视其实际的经验和能力。后世有意栽培和提拔人オ者，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吧。
奖励了有功之臣，再来惩罚相关责任人。有功之臣不多，相关责任人却不少，究竟有哪些呢？
首先，诸葛亮以身作则，从自身罚起。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一封沉痛请罪的奏章。《三国志·诸葛亮传》对此事有如下记载：
(诸葛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意思是说，诸葛亮呈上奏疏报告道：“微臣的才能平庸低下，很惭愧占据了不该我拥有的位置，亲自秉持陛下授予的节杖、黄以勉励三军却不能向部下训示规章、申明法令，也不能临事谨慎小心，以至于发生街亭战将不遵守命令，箕谷守军不听从告诫的过失。错误都是因为微臣在选任人オ上没有正确的方法；微臣的观察能力不足以充分了解人才，考虑事情也有许多糊涂的地方。《春秋》中认为，战争失利首先要追究主帅的责任，我的职务使我应当承担这次战败的责任：所以微臣请求把自己的官职贬低三等，以督促我好好改正自己犯下的种种过失。”
在成都的后主刘禅随即批复：诸葛亮从丞相降职为第三等的右将军，代行丞相的职权，但是依旧像以前那样统领前线各路军队。
接下来要惩处的主要责任人，当然是前军主将马谡。诸葛亮拒绝任何说情，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处马谡死刑，而且就地正法，以此向全军将士表示自己的歉意。马谡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九岁。同时被惩处的将领之中，张休、李胜二人也被处死，黄袭则被撤销军职，指挥权力被剥夺。还有一位值得一提，他就是《三国志》撰写者陈寿的父亲。当时的他，正在马谡的手下当军事参谋，被处以髡刑。髡者剃光头发也。当时被判髡刑者，男子剃光头发，颈戴铁枷锁，从事苦力劳动；女子则在家中为官方春米。刑期均为五年。
诸葛亮初出祁山的街亭之战至此宣告结束。
但是，这杯茶如果只品到这里，那就还有一些隽水的味道没有品出来，还有若干有趣的迷团值得我们继续破解，否则就难以窥见当时历史的全貌和真相。
第一个谜团：马谡最为致命的罪行究竟何在？
对马谡的定罪，《三国志·诸葛亮传》有两处记载，措辞基本相同处是“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即违背了诸葛亮的指挥命令，采取的应变举措不恰当；另一处是诸葛亮自己请罪奏章中的“违命之阙”，即违背自己指挥命令的缺失。
然而，无论是“违亮节度，举动失宜”，还是“违命之阙”，那都属于抽象的定性，而不是具体罪行的说明。具体的罪行，《三国志·王平传》里倒有一处记载，说马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即舍弃水源跑上山坡，指挥的举措繁杂混乱。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把以上的处记述合在一起，似乎罪名、罪行就齐全了，马谡的死刑判决就再无缺失了。因此，后世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据此进行了艺术加工，再加上戏曲的广泛传唱，马谡被斩早已为后世所熟知。但是，真相果真如此吗？
其实不然。
事实上，马谡最为致命的罪行，不在于能力上的指挥失误，而在于品质上的临阵脱逃！《三国志·向朗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很容易被忽略，然而对于探究马谡真正应该被处死的具体罪行，却有着关键性的证据效力：
(向朗)代王连领丞相长史。五年，随亮汉中。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数年，为光禄勋；亮卒后徒左将军。朗少时虽涉猎文学，然不治素检，以吏能见称。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二十年。
意思是说，向朗替代王连，兼任了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建兴五年(227年)，他跟随诸葛亮前往汉中参加北伐。向朗素来就和马谡关系非常亲善，所以街亭之战马谡临阵逃亡之后，他明知内情而不向诸葛亮如实报告；诸葛亮得知以后非常恨向朗，免去他的长史职务并将他遣返成都。向朗年轻时虽然涉猎文化学术，却不大注意品德的纯洁和行为的约東，主要是以行政才能受到重用。自从被撤去长史的职务到去世，闲散无事将近二十年。
上述史料情节具体而清晰，前因后果非常完整，已经具有基本的可信度；加之陈寿的父亲也在被惩处之列，所以陈寿必然对相关情况非常了解，这就提高了记载的可信度。史料非常明确地指出，马谡最为致命的罪行，乃“逃亡”。
这样，我们也就完全明白了诸葛亮为何要拒绝他人的求情，坚决要将马谡立即判处死刑的根本原因一一原来，这既是马谡指挥无方的军事能力问题，更是他品质恶劣的原则性问题。马谡的行为可耻、可鄙，更可恨可杀。作为诸葛亮重要的左右手，向朗在战后的军情反映中对马谡率先逃跑脱岗的严重情节知情不报，尚且要丢官罢职，立即被遣返成都，那么立即将马谡按照军法严厉处置，向全军将士做出一个明确的交代，当然是诸葛亮唯一的选择。
第二个谜团：街亭之战之所以失利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让我们用数据说话，以诸葛亮进驻祁山为起点，对比交战双方在距离和时间上的相关数据。为简便起见，两地之间均取直线距离，时间均取当时一般的行军速度所需最少的天数。
先看曹魏一方。
蜀军进占祁山的消息，从祁山传到视察途中的郭准，距离约一百里，时间约需一天；郭淮急速奔到上邽据守并派出特使，距离约一百里，时间约需一天；特使从上邽穿越陈仓狭道奔到关陇战区司令部长安，距离约七百里，时间约需三天；长安派特使奔到京城洛阳，报告魏明帝曹叡，距离约七百里，时间约需三天；魏明帝派特使奔到荆州宛县，急调张郃赴授，距离约四百里，时间约需两天；张郃从宛城取道西北，从武关通道(在今陕西省丹风县东南)奔到长安，距离约八百里，时间约需三天；张郃从长安调集兵力，穿越陈仓狭道，最后抵达街亭前线，距离约六百五十里，时间约需四天。以上总计，距离约三千四百五十里，时间约需十七天，平均每天约二百零三里。此处计算出来的天数，与史料记载的“十余日”完全吻合。
再来看蜀汉一方。
从祁山直接前往上邽，距离约一百里，时间约需一天；上邽到街亭距离约五十里，时间约需一天。以上总计，距离约一百五十里，时间约需两天，平均每天约七十五里。但是，如果同样按照曹魏花费的十七天来计算的话，蜀汉军队平均每天的运动速度，竟然还不到九里。
对比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曹魏方面自诸葛亮到达祁山之后的十七天中，没有任何的迟疑和停留，以平均每天不少于两百里的高速度，进行了信息的传输和大军的调动，反应之快速，令人惊讶。相比之下，蜀汉方面同样在这十七天里，打头阵到达街亭的前锋兵团，平均每天的运动速度还不到九里。在后面的主力兵团，不仅没有到达街亭，甚至没有对仅仅一百里的上邽发起强大而有效的攻城行动；即便按照一百里的距离来计算，平均每天的行进速度连六里也不到，速度之缓慢，同样也令人惊讶。
纵观全局，如果诸葛亮能够做到用兵神速，紧紧抓住战机，将进入敌境之后第一次正面交锋的主战场放在孤城上邽，充分发挥自己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全力进攻，那么即便依然以马谡为前锋兵团的主将，迅速拿下上邽的胜算也在七成以上，至少不会招致全军溃退。
反之，像这样用兵迟缓，错失宝贵战机，将进入敌境之后第一次正面交锋的战场放在地形极为险恶的街亭，而且只使用数量上处于下风且极度疲劳的前锋兵团去阻截对方士气正旺的生猛劲旅，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把主将换成另外的人选，比如魏延、王平之类，胜算也不到三成。
因此，初出祁山之后全军败退的关键原因并非破格提拔马谡，而是作为全军统帅的诸葛亮对于整个用兵的考虑存在着令人遗憾的严重不足。
总之，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年），对于四十八岁的诸葛亮而言，既是他最为意气风发的一年，也是他最为痛苦难过的一年。
但是，经受了双重打击的诸葛亮依旧壮心不已，决心以加倍的努力，含悲忍痛，继续兴复汉室的大业。这正是：
双重打击雄心在，且看先生再起兵。（来源|《诸葛亮传》 作者|方北辰 天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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