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建立隋朝之后，一直在进行人事变动，尤其在平陈之后，
三省六部的掌控者正在逐渐替换为皇室成员或者弘农杨氏家族的人。开皇十二年（592年），杨素当上了尚书右仆射，便开始了揽权主政的历程。
杨素出身于弘农杨氏家族，祖上数代为官，其父对北周的建立有很大功劳。杨素军功显赫，学识也很高，《隋书·杨素传》专门对他有一番评价，指出了除朝中极个别的大臣之外，杨素在朝廷内目空一切，甚至有些专横，文武百官都对他很忌惮，没有敢反对他的。
杨素地位的提升，也可以看作杨坚利用杨素来巩固自己的专制集权，其实他对杨素颇为防范。杨素在仁寿元年（601年）当上尚书右仆射的时候，杨坚就立即将其密友薛道衡调离内史侍郎的职位，将其外派担任襄州总管。杨素还特意颁布了一道命令∶”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其实是外示尊贵而实质削弱其权力。
杨坚无时不强化自己的专制集权，从史料记载来看，开皇十二年，担任中书令的是杨素、蜀王杨秀、齐王杨睐和晋王杨昭。门下省由杨坚最信任的苏威掌管，到了仁寿二年又换上了皇族出身的杨达。而吏部在仁寿年间则启用了杨坚的女婿柳述，他本来的官职是兵部尚书。
从开皇中期开始，礼部由弘农出身的杨文纪掌管，刑部是杨坚的家将李圆通掌管，工部由皇族人员杨达掌管。到了仁寿年间，杨坚为孙子齐王杨睐纳韦冲的女儿为妃，因此韦冲又被任命为民部尚书。至此，杨坚宗族的人囊括了三省六部的最高职位，杨坚的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
不过，开皇十一年（591年），在杨坚的专制急速膨胀时，他的亲弟弟滕穆王杨瓒突然去世，一时间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些议论。
杨瓒本身是个美男子，是北周武帝的妹婿，当年和北周武帝的关系非常好，可是和杨坚的关系不睦。杨坚取代北周时，杨瓒是倾向于妻家的，不赞成杨坚取代北周。杨坚登上帝位后，大肆屠杀北周宗室，独孤皇后忽然想起杨瓒的妻子是北周公主，对于这个女人没有受到牵连甚为不平，于是杨坚就逼迫杨瓒休掉妻子，但是遭到杨瓒的拒绝，杨坚对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史料记载，杨瓒是奉诏跟随杨坚同游粟园后当天死去，年仅四十二岁，两天后杨坚从粟园回宫。
一个活生生的皇家亲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而且死因不详，难免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当时有传闻说杨瓒是被皇帝杨坚毒死的。
如果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这个说法有些道理。杨坚选择在天下太平时突然出手，无疑对宗室成员和文武百官都是一个警示，那就是时刻不要忘记”顺昌逆亡”的道理，无论是什么人，只要阻止专制集权，即使是皇帝的亲兄弟也杀无赦。连皇帝的亲兄弟都能下手，更何况是其他人，这种震慑力绝对震颤人心。
杨瓒的死只是一个标志，在此后的日子里，杨坚刻意增加威吓的高压手段以及相关的禁令政策。开皇十五年（595年），发生了合川仓官监守自盗仓粟七千石的事件。杨坚立即下令∶凡是盗边粮一升以上者斩首，并籍没全家。本来这种刑法没有死罪，杨坚一句话就将法令修改，而且量刑过重，所以当时的名士李士谦就批评说∶”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损益，无为顿改。今之赃重者死，是酷而不惩也。语曰∶民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
随意更改法律，而且随意加刑，其结果必然是酷而不惩，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使具体执行法律的地方官也很为难。例如潭州（今湖南长沙）治下大多是少数民族，当地的法律经常按照少数民族的习俗来执行，目的是使辖区安定，但是杨坚更改法令之后，地方官没办法去执行，上疏陈述当地的实际情况，结果杨坚大怒，差一点将潭州地方官斩首。
当专制集权到一定程度时，杨坚便越来越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开皇中期，有人告发大都督邴绍诋毁朝廷，杨坚大怒下令将邴绍斩首。工部尚书长孙平劝谏杨坚应该有容人之量，因为一句牢骚话就杀人，有失帝王风范。杨坚灵机一动，不仅赦免了邴绍，还向群臣宣布今后将没有诽谤罪名一说，以显示自己有容人之量。
但是专制集权终究是杨坚的生命线，开皇十七年三月，杨坚再次下诏。这次诏书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凡是冒犯了皇帝威严，就会吃板子，而且是一顿重打。廷杖的本质其实是对人格的羞辱，那些平日仪表堂堂的官员被打时，也禁不住露出丑态，这就会让高高在上的杨坚有一种十足的成就感，显示出皇权的威严，这是杨坚对廷杖比较偏爱的原因。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杨坚特意强调将廷杖做得很大，一下抵得上一般廷杖的三下。但杨坚对此还不满意，命令必须要狠狠地打，甚至还有因为行刑者出手不够重而被当场斩首的事情。
当一种刑罚演变到这种地步时，就已经不再是维持公平正义了，而是彻底沦为专制集权的工具，所以被人深恶痛绝。早在开皇十年（590年）的时候，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曾经以天下太平的理由劝谏杨坚撤销廷杖，甚至以辞职来表达抗议，杨坚当时虽然并不高兴，但还是碍于形势取消了廷杖。
可是现在杨坚不但公开恢复了廷杖之刑，而且还在全国推广，最重要的是以诏令的形式将这种暴力刑罚合法化和固定化，成为维护专制的一种工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刑罚虽然加重，但犯罪行为并没有遏制。就在杨坚颁布诏令不久后，京城长安发生了几起白天公然抢劫事件，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大肆劫掠的地步，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对杨坚诏令的故意反抗行为。京城如此，地方上也好不到哪去，强盗四处都有，并呈现泛滥之势。
杨坚没有想到事情会按照自己设想的反方向行进，对此他深以为虑，向朝臣们征求解决良策，大臣们给出的意见是∶对那些检举揭发强盗的人予以高额赏赐，以促使人人都为抓强盗而尽力。刚开始时这个方法确实有效，但是没过多久便失去效用，犯罪案件又频频发生。更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很多市井之徒钻了法令的空子，故意将财物散落于路，等到有人拾取时，就诬陷对方是盗贼，然后扭送官府领赏。这种颠倒黑白的事情，在杨坚颁布悬赏令后层出不穷，一时间贼喊捉贼让官府也很挠头。
随着治安形势越来越严峻，杨坚的心情也坏到了极点，盛怒之下干脆出台了盗取一钱可杀的诏令，一时间天下悚然，人心惶惶。
显然，随着专制的逐渐加强，杨坚越来越专横和粗暴，习惯用残酷的手段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治世，但是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权力、行政效率和社会关系三方必须要有平衡点，打破这个平衡点时，往往会适得其反，尤其是下权上夺会造成行政紊乱，于是为了加快效率又进一步集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并最终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关系一紧张，动乱就会随之而来，开皇末年到仁寿初年那段时间，隋朝的形势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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