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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秦汉以来，中国海通，有两个最活跃的地点：琅琊和番禺。自从越国退出琅琊，不断南迁，越人终于找到了番禺复兴点。
游仙也有地缘政治
当南越人以番禺为起点下南洋、下西洋时，琅琊则以方士为主导，以游仙做号召，引诱王朝下海，先是徐福之于秦皇，从琅琊出海，掀起了游仙第一次浪潮。汉武接踵而来，比秦皇更有气派，分别从东、南两个方向出海，东洋游仙，南洋招安。
招安是政治，基于国家地缘政治需要，游仙也是政治，反映了君主专制的个体性的政治需要，对于帝王来说不死是最大的政治。帝王要想不死，就得去做神仙，而做神仙，就得从游仙开始。
中国的神仙与西方的神不同，西方思想，以神为逻辑起点，神创世界，人是神造的，所以，人归人，神归神，不管是一神，还是泛神，都必须神人两分。
中国思想则不然，世界并非神创，而是自然形成，不管那自然是物质化的气，还是思想性的道，都是可以转化的，人通过养气和得道，就可以不死，转化为神仙。帝王在人间，威权至极，没什么可怕的了，惟惧一死，逃死向生，惟有游仙，于是，有职业方士出现引导游仙。
方士，在《周礼》中，职掌狱讼，有如法官，离神仙甚远。秦汉方士，主要来自战国时期燕、齐两地，靠近滨海地区，除了“谈天”，还有“养生”，也是方士之术的一个思想来源。“养生”有三方面，一是生理，二是心理，三是道理。由身而心，由心而道，从这三个方面去修行，便立了神仙根苗。
其实，永生是个终极目标，“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谁也主导不了。人都有一死，这是常识，而超越生死，则是人的贪欲，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把贪婪说成人性中本来就有的神的意志，对神的追求成了文明的动力。
人固然要有远大目标，但现实更为重要，在对永生的追求中，会留下一些现实的成果，如秦皇汉武。《汉书·艺文志》将方术分为“方技”和“术数”两类，“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在史官文化外，又形成了一套方士文化，史官文化以儒学为宗教，方士文化则产生了道教。
方士的世界，是个连接世人与神仙的所在，人转化为仙，方士是关键。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非以一己之力，而是能任天下士，打天下用战士，治天下用吏士，欲致天下万世，就要用方士，因为他们手握不死之方，至两汉方士文化甚炽。如战国时期齐国人方士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在汉代就碰到了回音壁，汉人采纳其言，并且与《山海经》的传说相对照，发现，《大荒南经》中，有“不死之国”，《海内经》中，有“不死之山”，《海外南经》中，“不死之民“。那《山海经》，渊源甚早，为上古典籍，或曰为夏禹所作，但其成书，却是经由西汉人刘向、刘歆父子整理。
汉代重经学，却又好纬学。经学，立于国家庙堂，多做政治招牌，用儒生“以正治国”；纬学，则深居帝王密室，解读天命暗号，故用方士暗度神仙之道。
汉人从昆仑到蓬莱，从河源到瀛海，兴起了方士游仙的热潮，那是一个像“穆天子与西王母相会”那样的传说与传奇交织的想象空间，还是像张骞通西域发现昆仑山那样一个通过考证可以还原的历史存在？在方士那里，将此二者已兼容并包，神话存在与历史存在被统一起来，而统一的方式就是游仙。张骞通西域，当然不是游仙，但同时也满足了汉武帝的游仙感觉，看武帝用兵西域，神往昆仑和天马，就像游仙。
除了通西域，定昆仑，汉武帝还以游仙的方式，为王朝中国出海，开辟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中国历史上，自先秦以来就有的两大边患——北匈奴和南百越被他解除，他把匈奴人赶到世界屋脊的西边去了，将百越人赶下了南海。
连秦始皇帝都没能做到的，他汉武帝竟然做到了，兼并六国算什么？那都是打理中国内部的事，要能开疆拓土，扫除北狄南夷，那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但汉却不能像在西域那样，设个都护府来管理海上流民。越人“亡入海”，就是不接受中央集权，不做郡县制里的户口，宁愿在海上漂流，但他们毕竟是华夏族裔，怀里还揣了个赤县神州。因此，他们是最早的华侨，带着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在海上眺望“大九州”，他们航行，或沿海岸线，或驶向海岛，或远洋，那自由才是游仙的感觉。
往东南亚去，他们引来南洋、西洋番国，同汉朝做朝贡贸易；往东北亚去，则与燕、齐方士在渤海湾一带接头，忽悠皇帝出海游仙。他们的视野和格局，比生活在中原中心的中国式天下里的汉人要大得多，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中国在“大九州”里的位置，李白诗里说的“海客谈瀛洲”的“海客”，指的就是他们。
他们不是“海内之人”，不在先秦以来就已形成的那个“天下—海内”的格局里，而是“海外之人”，位于茫茫大海之中，被无边无际的流动性所包围，这样的空间，属于神仙，不属于王权，属于神话，不属于历史，从未有过历史地理标记，怎么打扮都可以，尤其适宜于扮成游仙胜地，还有仙药、仙女……方士为他们鼓吹，吹出“海上仙人”谱系，他们为方士托底，配合方士为王朝下海做局。
他们之中，最为成功的仙人是安期生，据说他是琅琊人，活了一千年，已经活成了神仙，《史记》里面，有三处提到他，《乐毅列传》说，乐毅后人跟他学黄老术。
黄老术，最善于因地制宜，在秦、晋之地，表现为刑名法术，有申、韩法家之学；燕、齐之地，表现为阴阳五行及方士之术，使老庄之学神仙化，化为方士与道士之学。
《封禅书》也提到了安期生，在方士李少君对武帝说了一番话中。他先说了“祠灶”——祭祀灶神，从“祠灶”开始，炼丹以取黄金，制器以为饮食，可延年益寿，用黄金养生，游仙也要有个“金本位”。接下来，李少君就提到了他与安期生海上相遇，说他是个仙人，知道蓬莱在那里，常来常往，但他“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是千载难逢、难得一见的仙人。
李少君死后，武帝毫不怀疑他仙化而去，还派人按照他的说法，去寻求“蓬莱安期生”，虽“莫能得”，但燕、齐海上方士来谈仙事者更多了。
除了《封禅书》和《乐毅列传》，《史记》里还有《田儋列传》，也提到安期生，有所不同的是，前二者说他是术士，是黄老学派中趋于神仙方术的一支；而后者，却说他是策士，对此，东坡诗曰：“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尝干重瞳子，不见隆准公。”那“重瞳子”便是项羽，而“隆准公”即指刘邦，由此可见安期生的政治立场。作为历史人物，他在战国时，就以传承黄老之术的术士面孔出现，而且在楚汉相争中选边站，站到了项羽一边，却又不为项羽所用，从此，不在小九州里争天下，而在大九州海上游仙。
以游仙为名，王朝中国下海，那真是“无边赏赐纷纷下，不尽财源滚滚来”，沿海方士与水上流民一道，营造一条游仙的来龙去脉，发了数不尽的神仙财。若无这样一条游仙的财路，那些诸越遗民，岂不早就做了倭寇？
不知道安期生对项羽说了什么，让我们试着来猜想一下吧！他也许会说：楚汉相争，得百越者得天下，得琅琊者得百越，而他就是琅琊人，得他就能得琅琊。可那时项羽正打胜仗，对用人不在意，只对自用有兴趣。
果然，百越复兴，瓯越、闽越、南越诸国兴起，项羽不用，刘邦用，致使项羽一败，便无路可退，“至今思项羽”，就应该想一想，项羽为何“不肯过江东”？他回不去了，原因是他拒绝了百越之人，越人已转向刘邦，他只能在两淮间，决一死战。
汉初，安期生再也没有露过面，作为历史人物，他已被终结在《史记》与《汉书》里，可作为神仙，他还有传说在流传，以至于武帝多次出海，都跟他有关。
武帝出海，为何要打他的旗号？那是因为他是秦汉之际中国夷越海洋文化的代表，是茫茫大海上，那些人数不知到底有多少的水上流民世世代代追随的龙首。
巡海：把中国海岸线统一起来
武帝从未去巡游长城，何以他要一次又一次巡海？
陆防，海防，秦汉以来就有。陆防，要据河套，扼住匈奴咽喉；海防，应驻琅琊，抓住百越龙头。陆防有边疆，可筑长城。大海无疆，茫然无防，惟有游仙。
所以，武帝巡海，打的都是游仙的牌，既能适应自我神化的心理需求，也给沿海居民和海外流民带来了生意。他在位54年间，至少有7次出海，每一次，都要抛金撒银于海上，制造财富狂欢，别以为皇帝只是在玩过把瘾的神仙游戏，游戏中，有对国防的推动，有与之相关的海防工业的发展，如出海之于造船业，炼丹之于铸铁业。
汉代造船，多造“楼船”，并以之为水师名。水兵曰楼船士卒，将校也冠以“楼船”称谓。船高十余丈，船体分三层，第一层“庐”，“像庐舍”一样，第二层叫“飞庐”，第三层称“雀室”，相当于瞭望的哨所，“如鸟雀之警示也”。作为战船，三层都有女墙防卫，蒙上皮革，以抵挡矢石，以防火攻，同时还可作射击掩体。
据《史记·平准书》载，汉代大造楼船，起因于“越欲与汉用船战逐”，所以武帝下令在“八水绕长安”的皇家上林苑内，凿昆明池，造楼船，练水师，准备与诸越决一水战。
于是，昆明池中，旌旗招展，不时有楼船出现，有时多至百艘。
汉代水战，一如其驰骋大漠，长驱万里，也是纵横四海，所向无敌。本来，汉家军备，马逊于匈奴，船不及百越，至武帝时，汉骑不仅配以马鞍、马镫、马蹄铁，执大漠牛耳，汉水师也以楼船过江出海，居高临下，取得了全面的压倒性的优势。
汉水师约20万人，据说，一次战役，可出动楼船2000多艘。可楼船是战船，不能用于皇帝巡海游仙，更何况上林苑本是皇家园林，凿个池子，一展水师，是广告天下，汉家要对诸越用兵也，不能真的把它当做水师基地，其实，它更像是游仙基地。
上林苑最耀眼的是那艘“豫章大舡”，比楼船更大，据《太平御览》说，可起宫殿，置万人。这就比希腊化时期那艘托勒密巨舰还要大了，那是一艘四十列桨的双体战船，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提到了它，说它长128米，有桨手4000名，帆手400名，士兵2850名，船员共计7250人，若按人头这么一算，就比豫章大舡差得很远，但人家是真正的出海战船。所谓“豫章大舡”，也就那么一说，没个具体数字出来，征信不足。
不过，昆明池里的演练景象恐怕中外第一，忽而楼船上，战士摇撸，擂鼓催军阵；忽而“豫章大舡”上，宫女棹歌，清音绕宫观。军演之外，还演游仙，更以游仙宣示大汉制海权。
汉代，“一艘载一千人”的船，大多是楼船。豫章，为当时水师基地，也是造船基地，所造之船，多为楼船，这跟它在江南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有关。
汉伐诸越，有两个战略要地，诸越地域分布，由东南而西南，从甬东到北部湾，经由瓯越、闽越、南越直至越南，所以，汉要有东南和西南两个地缘政治的抓手。
一手抓西南，抓手即昆明池，所以在长安上林苑里凿昆明池。汉代，所谓“昆明”，并非地名，而是族名，是西南夷族群的一支，聚族于滇池边而居，故称其所在地为“昆明池”。
另一手抓东南，抓手为豫章，故设楼船军于豫章，以杨仆为楼船将军，同时，在昆明池中央造“豫章观”之观礼台，并建造豫章大舡为大汉巨舰，为巡海浮宫，不仅以之能战——“控荆蛮而引瓯越”，还以之能游——“襟三江而带五湖”，以游仙宣示大汉制海权。
汉伐南越时，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水陆并进，直抵番禺，另一路，以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溯赣江而上，过大庾岭，入海，从东南方向，经由沿海，会师番禺，楼船先至，围而不打，断南越人下海路，以待伏波将军合围，两面夹击，一举灭之。
南越国灭了，南越人纷纷下海，尤其外越，更是放浪于海外，若论倭寇源流，南越流民以及外越之人，当为其中一脉，因此，汉武帝游仙，除了想要过把神仙的瘾外，还有这么个以游仙招徕流民、以巡海肃清海疆的国家理由。所以，明知方士里有许多骗子，他也会赐金赏银，乐之不疲，当然，也为海外流民留一条财路作为脐带，维系着他们与大陆母体不弃的血缘和地缘情怀。
南海搞定了，还有北洋。据说，他七次巡海，可一次也没到南海来，这当然跟游仙的目标有关，因为蓬莱在东瀛，不在南海，也跟地缘政治有关，因为北洋还有隐患，在大汉天子的海岸线上，居然还有一个国家在探头，那国家就在朝鲜半岛上，扼着渤海湾通往日本海的游仙的咽喉，如果朝鲜半岛向那些漂泊的水上流民招招手，让他们都去做海寇，那真是不堪设想！汉武帝要将朝鲜半岛上那颗地缘政治的钉子拔掉，免得它将水上流民变成倭寇。
汉武帝巡海，以游仙为噱头，东临齐地时，竟有上万人纷至沓来，大谈海上的故事，竟为时尚。武帝用大船队载数千人随他同赴蓬莱，而他本人，则御驾那艘巡海浮宫——豫章大舡，沿着环渤海湾巡行。
巡行了两趟以后，他就出手了，从山东和辽西海陆并进，水师统帅，还是那位楼船将军杨朴，适逢朝鲜内乱，将其一举拿下，不设属国，改立郡县，将整个朝鲜半岛分为四郡管理，即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直到公元四世纪高句丽和百济在半岛上立国。
这样，汉武帝就把从渤海湾到北部湾的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的海权统一起来了，将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这一南一北两个半岛也用中央集权的长臂管辖起来。
至于岛岸线，他就管不到了，那里的海权，就用游仙和朝贡贸易的影响来维系。后来，感到维护成本实在太高，他游仙也已经游不动了，就对群臣叹息道：从前我愚惑，为方士欺骗，天下哪有什么仙人？全都是妖妄，还是节食服药，少得点病就行。他一弛一张，能收能放，拿得起放得下，这是他与不到蓬莱不死心的秦始皇帝不一样的地方。
汉武帝一死，游仙也就停止了。上林苑中，昆明池里，也不再操练水师。随着道教组织兴起，滨海地区的方士也被组织化了，方士改称为道士。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前六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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