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复杂的，作为皇帝很难用好坏来区分。
唐太宗李世民，逼父退位、杀兄弟、废太子，不顾骨肉之情。在李渊看来，这个儿子太狠太绝；在李建成、李元吉眼里，李世民更是个心狠手辣之徒，不共戴天之敌；李承乾也不会觉得李世民是个好父亲，只会怪他过于严厉和绝情。
但天下万民却爱戴敬仰李世民，使其青史留名、千古传颂。原因何在？很简单，他奠下唐朝的基业，为后世开创了一个强盛繁荣的大唐，老百姓有田耕、有饭吃，安居乐业。
无论登基前还是登基后，李世民对唐王朝的贡献都无人可比。他少年从军，有勇有谋，率军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立下赫赫战功。
诚然，李世民登上皇位的手段残酷血腥，不仅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还诛杀这两家的所有儿子。李建成、李元吉搞权力斗争，失败被杀无话可说，但稚子何辜？李渊虽说是自愿禅位，这“自愿”二字水分也很大，心里未尝没有怨恨。
然而李世民之后的杰出表现，却足以让人忽视这不光彩的上位方式。以各种标准去衡量贞观之治的政绩，他都算得上一代明君。
李世民的一大政绩是推行科举制，虽然科举制开始于隋朝，但真正采用、使之形成定制，还是在李世民手上。
众所周知，科举制虽有种种弊端，却已经是古代最为公平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朝廷官职的垄断，给了寒门学子一个入仕为官、指点江山的机会。
只要有真才实学，哪怕是个乡下穷小子，也能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表达的正是这意思。
毫不夸张的说，科举制是件很伟大的事情，兴于唐朝、利在千秋，为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扩大了朝廷的人才储备库，还解决了许多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对封建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方面，李世民也颇有建树。他所主政的贞观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时期，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经济发达区很多，沿海有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内陆有洪州、扬州、益州和西北的沙州、凉州。
至于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是举世难寻的大都会，很多西域来客进入长安就像到了仙境。要知道，这时的西方世界，很多国家还只是部落性质，都城如同唐朝的小集市。
汉朝时开辟的“丝绸之路”，也在此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唐朝设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今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全保障。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丝绸之路成为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军事方面，唐朝也没怕过谁，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大佬。
举个例子，贞观二十一年，有位名叫王玄策的外交官，奉李世民之命，作为正使率领一个30人的使者团出使天竺，即现在的印度。那时的天竺有四个国家，对唐朝的态度都很恭敬，纷纷派使者带着财物前来拜见王玄策，准备和他一起到唐朝朝贡。
但意外发生，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突然死了，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同时发动所有军队以拒唐朝使团。王玄策只有30人，怎么打得过？不但各国献来的财物被抢，大部分使者也被俘，好在王玄策逃了。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种情况下王玄策应该赶紧回到唐朝，向李世民禀报此事，再由李世民决定是否出兵征讨。但王玄策可能觉得这种小事不用劳烦皇帝陛下，他自己就能解决，跑到吐蕃发檄文征召军队。
那会儿的吐蕃王是松赞干布，也就是文成公主的丈夫，派出1200吐蕃兵，再从附属国尼泊尔调来7000骑兵，全交给王玄策指挥。
王玄策率着这些人攻破中天竺国，斩首三千余级，溺死一万多，生擒阿罗那顺，俘获其妃其子，及男女一万两千人，各种牲畜三万，全都带到长安献俘。天竺诸国为之震惊、害怕。
这就是“一人灭一国”的爆表战斗力！大家想一想，王玄策又不是朝中重臣，为什么敢到吐蕃调兵？松赞干布又为什么不敢拒绝？背后撑腰的，还不都是因为唐朝超强的军事实力。
更拽的是，这事儿在史书中只是略略提过，并不着重描述。为啥？因为唐朝压根没有把天竺当作象样的对手，和其他唐朝将领众多对外大胜比起来，王玄策在天竺取得的胜利也就不算什么。
所以，李世民统治下的唐朝民富国强、八方来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生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度，他被万民爱戴千古传颂不是应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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