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瑾以《通鉴》载道,终成万世丰碑

北宋距今相去甚远,许多人对司马光这个名字也已模糊。就算听过的一些人,恐怕也多局限于他“砸缸救友”的故事。

此事发生于天圣三年,即公元1025年,彼时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河南府司录参军,而幼小的司马光年仅七岁,正于府学中接受启蒙。

谁知,经过了这件事后,这个孩童的名气不胫而走,渐渐地为世人所知……

那么,与司马迁合称“二司马”的一代史学大师——司马光,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又是如何走上著书之路的?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

一、 “礼”的观念极深

若问中国古代的文人中谁最重礼?有人会说是孔子。其实非也。真正做到重礼的应是尧、舜、文、周几人。

孔子是重礼,可他所处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礼崩乐坏”了。那么,处在一个本身对自己来讲并非很好的环境,孔子尽管对周公时代的“礼乐”无比羡慕,可也只能算是隔靴搔痒——弘扬他的一点儿个人思想罢了。因为孔子在行政上并没有当过一把手,而且当时的诸侯国四分五裂,所以他的很多想法很难付诸实践。

可一到了北宋,这个士大夫集体执政的时代。只要手握职权,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可就不那么难了。其中,司马光和王安石毫无疑问是两位最杰出的代表。只不过司马光的思想是礼,而王安石却持法为戟罢了。

先说“砸缸”一事过去没多久,司马光便进入国子监读书,直至十一岁。随后跟着父亲到处游历。司马池有每到一处题诗的习惯,司马光为人子便亲自捧砚。

司马光字君实,后人便常以“君实捧砚”来形容儿女之孝顺。其实若从日常生活来讲,司马光才算将“礼”行到了极致。

初见未婚妻时,司马光便说:“治家者必以礼为先”、“凡为宫室,必辨内外……妇女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

可叹的是,这位张小姐对她未婚夫这一套,竟然奉为圭臬。后来她三十多年居于内室,死后被诰命“清河郡君”,树以贤妻良母的典范。不得不说,这与她丈夫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司马光干政后,不符合礼教的就一棒子打死。王安石在变法中与人争辩,常常一怒之下离去,或者多次指责皇帝。

司马光给其写了三封信,说他“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大家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而考虑,只不过看法上“和而不同”。他为了百姓,也为了介甫考虑,希望他能废除新法,推行仁政。王安石对司马光的回信很有礼貌,只不过说法上依旧固我。司马光没办法,只得放弃了。

一次,其妻张氏为了子嗣着想,买来一个丫头放入司马光房里,那丫头进去还未说上两句话,司马光便问:“夫人不在,汝来何干?”将其撵了出去。不符合男女交往准则的事,他可一点儿不做。后来新法派欲攻击他,但从生活作风上却抓不到任何瑕疵。

晚年见程颐为了一点儿琐事而训斥哲宗小皇帝,司马光又看不下去了,直言批评他说:历代君王之所以讨厌儒生,就是他这样做才导致的。程颐的理是杀人的,司马光的礼是救人的,这便是二者之间的差异。

二、“司马牛”与“拗相公”

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拗执,一样顽固。王安石上台后为了推行变法,把反对他的人一一“请”出了朝堂。这时韩琦等人也已经有心无力,朝中的五位宰辅相继出现了“生”、“老”、“病”、“死”、“苦”的惨象。于是,作为濮议案中的先锋,司马光又站出来公开挑战他的昔日好友王介甫。

两人的斗争先是从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入手。其经过是这样:

山东有一女子小名阿云,在为母守孝期间,“被”其父私订于韦阿大。阿云闲他相貌丑陋,趁他熟睡,连砍了数十刀,导致重伤。案发之后,阿云如实招供。

按照一般说法,如果韦阿大死了,那阿云自然只有死路一条。只是既然他未死,案情便要重新考虑。

司马光认为,即使未死,但她敢弑夫这种行径已经是“十恶不赦”了,虽然圣上仁德,免其一死,改为“贷死编管”,但也不应该同情她。

王安石则说:“母孝之中订婚,已是不妥,当然无效。此非夫妇关系而伤之,不以弑夫论……”

说到底,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就在于“德治”与“法制”间的分歧。在封建社会中,想要实行法制,就得推倒德治。对刑事案件的全方位考虑,王安石这种思想已经很超前了。神宗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之后的几年中,司马光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不断地上谏,和王安石死磕到底。

王安石说:“始终言新法不便者,司马光一人也。”昔日的好友终于反目成仇。可是,即便如此,在司马光心里,安石仍算是一个君子。他品德高尚,不慕名利。至于在学术上的造诣,那就更不用说了。 故而,他只是一时被邪佞“蛊惑”住了。可是渐渐地,昔日好友们发现,王安石宁愿受此“蛊惑”也不愿意清醒。所以便送了他一个“拗相公”的野号。

至于司马光,他在与王安石的斗争中基本上一直处于劣势。

一直到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五月,安石去世。这一对弘扬变法的君臣相继离开了,司马光才得以一展身手。于是,青苗、免役、保甲、保马、水利、将兵、市易……统统被废除。

苏轼等人说新法中或有利于民者,应该持扬弃态度。司马光一脸怒火,直接让其闭嘴。

苏轼说:“昔日韩琦刺陕西义勇,君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悦,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

司马光道:“不悦而罢。”

苏轼回到学士院直呼:“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光在性格上可以说与王安石一样拗执,可惜这对冤家兄弟绝不会想到:就在他们去世的四十多年后,他们为之鞠躬尽瘁的那个王朝,终因抵不住金人的铁骑,土崩瓦解了!

三、十九年来为《通鉴》

要说司马光一生最重视的事,除了与王安石的“较量”,下剩的就是修书了。

此书从宋英宗治平三年开始修起,不过开始时还不算正式。先是司马光觉得作为帝王应该了解历史,读些史书。可惜现存的史书内容上杂七杂八、重复赘述、真假难辨。司马光于是删繁就简,精心雕琢了《通志》八卷,上呈皇上。英宗看了后十分兴奋,让他继续编写。当然,这样一来,就不是司马光一人可以完成的了。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他先是召集了著名史学家刘颁、刘恕等人。又找了范祖禹、其子司马康作助手。(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司马光无子,康为过继兄长之子)

英宗对修书十分重视,不仅成立了书局,还对这些作者们以好吃好喝招待。吃的东西皆出自宫中御厨之手,喝的也是御酒,连写字的笔墨都和皇帝日常用品一致。甚至写作也不用纸张,而是用帛。因此不妨试想,中国自古至今最高待遇的作家莫过于此了。

这部大书修修断断,尤其是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期间,曾一度因工作“肇事”而终止。不过可幸的是,司马光终于以他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完成了整部作品。

元丰七年冬天,耗尽了半生心血的司马光,终于将整部书的样稿上呈给了皇帝。神宗看后大加赞赏,赐名《资治通鉴》。

很显然,他虽然一直支持变法,期盼富国强兵,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可是对司马光以史为鉴的思想及学术造诣,仍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年后的九月十五,司马光因病不幸去世。一个多月后,《资治通鉴》在杭州镂版印刷。可惜的是,一代史学大师这次却看不到了。

因此,若评价司马光。从政治上看,他与王安石争斗半生,最终将新法全部废除,实现了自己的主张。然而国家大势,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司马光临死之际,国家仍是一幅贫病交加、政局未稳之态。朝堂上臣僚攻伐,田野里贫民挨饿,西北方虎视眈眈。故而他不能算成功。

然若是从学术上看,无论是他还是王安石,两人都是响当当的大学者、大文豪。

所以观其一生,那些所谓的政治胜利品,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而真正能被后世信仰的,不过是那一章章朴素而深挚的文字罢了。

作者:黛珂,一个普通的青年作家。挚爱小说、诗词、红楼梦。作品散见于《贵州文学》《国家诗歌地理》《长安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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