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降生之前，父皇已生了十个儿子，但康熙血胤幼殇居多，不以齿叙，因而排在第四位，成了皇四子。这个行次在胤字辈中居前列。
康熙赐名胤禛。禛，以真受福也。康熙给儿子取名都从“示”字旁，所用“是”、“礽”、“止”诸字，皆寄予福佑的厚望。
胤禛系吴雅氏所生，出生时她还是一宫女。母以子贵，次年被封为德嫔。胤禛属庶出，并非嫡出，其生母及外家并不高贵。
何况，帝对废太子并未完全放弃。待他病愈后，又复立胤礽为太子。时为康熙四十八年。
康熙五十一年，胤礽第二次被废黜。理由仍是“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属此辈贪得谄媚之辈（流），潜通消息，尤无耻之尤。”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为此而写的一道朱谕：
“前次废置，情实偾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
从首次废太子时的“且谕且泣，至于仆地”到此次“谈笑处之”，康熙的心境前后迥异：
康熙曾认为“胤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满以为神器有讫，不料“行事乖谬，不仁不孝”，不能承受列祖列宗缔造的天下。数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痛惜之情实难言谕。然而，废太子后，康熙犹不死心，以为一时“鬼物凭付，狂易成疾”，因而复生希望，以为“狂疾顿除”，“改而为善”，遂复立为太子。
康熙误以为胤礽迷失本性，是由于与群小为伍，习于下流，所以亲自加以督教，却在“不得须臾离侧”之中渐渐发现：胤礽不但无改过向善之心，而且无人君之度。“勒征货赂，责纳美姝，小不如意，诉谗褫罢”，令臣民敢怒不敢言。
而促成再次废黜太子的主因实为“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之行径。自轻自贱至如此地步，一旦即位，满朝皆是朋比为奸、夤缘图利之人，朝纲不肃，号令不行，必致失国而后已。
从复立到再废的三年间，康熙帝对胤礽的期望由热而冷，由冷而灰。父子之情既绝，视若陌路，只得听其自生自灭，自然能够“谈笑处之”了！
第二次废太子时，康熙心目中已有了合适的人选。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帝曾向诸子及大臣们吐露心迹道：
“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撄心，便可望加增年岁矣！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
康熙帝反复强调的一条道理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立储一事不容任何人置喙。只要一息尚存，大权在握，就不容分理，更谈不上旁落。
康熙帝还暗示：生前不会宣布储位；一旦驾崩，亲笔所书遗诏，将解释他选定继承人的缘由。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十三日，康熙病情沉重，急召胤禛，又召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至此，第二次皇位传承终于尘埃落地。虚悬十载的国本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不预立皇太子遂成定制。
清初第三次皇位传承，按秘密立储制办理，进行得有条不紊，充分显示了雍正帝精明强干的一面。
胤禛即位伊始，便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等宣布秘密立储的原委与方式：
“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光明正大’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宣毕，问诸臣有何意见，隆科多奏称：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者，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
于是，诸王大臣等免冠叩首。雍正帝令众臣退下，仅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后。
除此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书置于圆明园。
雍正八年九月，帝病重时，曾将此诏书之事告知张廷玉、鄂尔泰。十年正月，又向张、鄂二人作了说明，并特意指明：“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雍正帝因居住圆明园时日渐多，故在大内之外，又书传位诏书，足见雍正虑事之周详。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暴卒于圆明园。张廷玉、鄂尔泰说，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应急清出。
诸人同意，但不知藏于何处。
张廷玉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字者即是。”
取出后，即传位于弘历的密旨。由张廷玉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遂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
以上内容见诸于张廷玉之记载。
另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雍正子时死，弘历于寅时至大内，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元年所封诏书，俟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人到齐，始启封，方知嗣君为谁。
雍正创建的秘密立储制收到了立国本、固人心的效果，对清王朝的兴盛与强固起到了旁人无以企及的作用。
自1644年入关始，清朝即谓天下取自李自成，于明朝不但不视为敌国，而且把消灭李闯当做为明帝复仇之举。入据北京城后，又以礼葬崇祯及后妃，并安置宫眷。
康熙帝的一道谕旨揭示了清初诸帝的为政之道：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谕）
大凡正统王朝，必惩戒前朝覆亡之由，而有所改进。改得越彻底、越完善，则享国越长久。
清惩明失，做了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
这几件事，裁抑外戚及宦官，做得不够彻底。皇子教育直到雍正以后，始予以重视，惟有勤政一事，始终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无一日不与大臣相见。清朝诸帝中尤以康熙雍正父子做得最好。有意思的是，清朝入关后亲政的九位皇帝中唯他俩属马！
重视皇子教育始于雍正，可见康熙疏于皇子教育，原因大概有二：一为政务繁忙，无暇顾及，一为皇子众多，无力顾及，“多令人视养”。
“养不教，父之过”。康熙疏于教子，后患无穷。他晚年被诸皇子争夺嗣位事弄得焦头烂额，其源盖出于此。
雍正帝引以为戒，重视皇子教育，加上制度完善，终于迎来了长达六十载的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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