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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庐红岩的八年岁月里，有三位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其中，王若飞于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作为共产主义先驱，王若飞用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成为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六年铁窗坚贞不屈
1896年深秋，王若飞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县城北街一个地主家庭。八岁时，他被舅父黄齐生接到贵阳上学。1917年冬，黔中道尹招考官费留日学生，王若飞一举考中。翌年春天，他在黄齐生的带领下，和20余名学生前往日本，随后进入明治大学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若飞回到上海。时值吴玉章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他决定赴法学习。同年11月，王若飞到达法国后，先补习三个月法文，后到圣夏门钢铁厂当学徒。勤工俭学期间，他注重社会调查，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
1922年6月，王若飞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经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3月，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王若飞回国，先后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长和宣传部长。1928年6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1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内蒙得胜旗农牧民自发开展斗争，决定派王若飞、田德秀、潘恩溥三人到内蒙成立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王若飞为西北特委特派员。到达包头后，王若飞随即与乌兰夫接上头，并提出：内蒙古的工作要深入发动群众，做好民族工作，开展武装斗争。
11月21日晚，因叛徒出卖，王若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警察局连夜审讯，王若飞宁死不屈。在狱中，他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很赏识他的才华和胆识，曾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王若飞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内呀!”
1932年春，黄齐生赶到归绥探监。他首先找到傅作义，请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要他劝说王若飞留在绥远干事，只要答应，马上释放。黄齐生把傅的意见转告王若飞，却遭到拒绝。黄齐生说：“你这样刚正不阿，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蜕何归？”王若飞答道：“一火了之。”黄齐生说：“苟有幸，其葬于昭君墓侧？”为此，黄齐生花20元在大青山昭君墓附近为王若飞买了块墓地。
1934年4月，绥远高等法院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被囚期间，王若飞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1936年7月，王若飞被解送到山西太原陆军监狱。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委派薄一波去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临行前，刘少奇对薄说，一定要想尽办法把王若飞营救出来。到太原后，薄一波查清王若飞的下落，即以阎锡山“上宾”的身份，来到陆军监狱。他从审讯档案中得知王若飞被捕后表现英勇，即向阎锡山提出释放要求。阎锡山表示，可让人陪同薄一波去看望王若飞。
1937年春，国内局势骤变，日本侵华气焰嚣张。薄一波再次找阎锡山商谈释放政治犯。经过谈判，阎锡山同意提前无条件释放王若飞。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王若飞被营救出狱。8月到达延安，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统战部长。
领导大后方民主运动
1944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后期，国共两党摩擦迭起，大后方人心震荡。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赴渝，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周恩来当时因公返回延安，王若飞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后被任命为南方局重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在工作中，王若飞作为领导，性格刚直又平易近人，深得同志们敬爱。一次，办事处开会检讨民主作风，会前，他便在办事处的墙报上贴了一张纸条，欢迎同志们对他提出批评。于是，有人把他“性急”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我的毛病很多很大，同志们尽量提出来，为什么只提性急这一点？但就这一点，它的危险也是很大的。由于我的性情急躁，就不能冷静思考问题，就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遇到事情就会从主观主义出发，就会危害革命事业……”王若飞不仅善于启发别人对他进行批评，而且乐于接受批评，使很多同志受到教育。
1945年2月20日，重庆电力公司因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违章用电，派胡世合等工人前去处理，却遭遇重庆警察局侦缉队员、特务田凯阻挠。田凯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了胡世合。
惨案发生后，王若飞听取了电力公司地下党员周力行的详细汇报，并向延安请示，拟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反对特务暴行的群众运动。很快，延安回电同意。
王若飞立刻组织南方局同志发动群众，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他四处奔走，在民主党派及中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召开集会，发表谈话，揭露惨案真相，阐述应对方针和对策。《新华日报》还与《新蜀报》《新民报》《国民公报》等相互配合，公开报道事件真相，发表评论文章，支持工人斗争。
斗争从开展到胜利结束历时半个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在菜园坝公开枪决田凯，并为胡世合公祭三天。
谈判桌上据理力争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两条道路。为争取和平，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
1945年9月4日晚，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中山四路，停在德安里101号大门前。德安里101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重庆谈判的主要会谈地点之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和王若飞下车后，径直走进大门，来到会客厅。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也从另一道门走进会客厅。大家稍作寒暄，便面对面入座，就国共关系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
王若飞首先打破沉默，单刀直入：“昨天周恩来同志已经提出了11条，你们即可就此考虑，何者可以同意，何者尚须商量，便可提出讨论。”
遵循蒋介石的授意，张治中开口说：“你们提出的11条建议与我们设想的方案实在是距离太远，根本无从讨论。”张群接着说：“特别是9、10两点，要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简直是持武装向中央要地盘，踏军阀时代的覆辙。”
王若飞当即站起来，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你们国民党在沦陷区大肆收编汉奸伪军，而对我抗日部队却百般刁难，企图取消，竟然还以封建军阀割据来比拟中国共产党，这是根本错误的。”他离开座位走了两步，又回到桌前愤慨地说：“今天国共双方谈判，要求将问题解决，必须承认事实，必须根据事实。而国共两党的关系非自今日开始，自抗战以来，彼此间即存在许多问题，这都由于两党作法之不同和所处环境各异。我党今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如不承认客观事实，而用武力解决则为今日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不承认事实，国共双方之问题则难以解决。”
这时，周恩来环顾各位，不动声色地说：“我党已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国民党所准备的具体方案如何？”国民党三位代表无言以对。
王若飞在谈判桌上与周恩来有力而默契的配合，揭穿了蒋介石假和平的面目，使我方在谈判中取得了主动地位。
此后一个月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与王若飞接连与国民党代表在德安里101号进行了十几次谈判，特别在军队、解放区政权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说理斗争。最终，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会谈纪要》中，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0月10日晚，红岩村的同志欢庆谈判取得成功，毛泽东高兴地对王若飞说：“这次你领会的精神很准确，谈判的立场也很坚定，与恩来配合非常默契。你们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哟。”王若飞谦逊地说：“都是主席方针定得好，方向把得准，我的谈判经验还不成熟，还要向恩来学习。”
11日，王若飞护送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次日，他又匆匆飞回重庆。
与民主人士团结合作
国民党从未想过要遵守达成的协议，在《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三天，蒋介石便下达了“剿匪”密令，调兵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蒋介石不得不进行谈判。
1945年10月20日，周恩来与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就停止进兵等问题进行谈判，未能达成协议。这时，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反内战运动，重庆组成反内战联合会，昆明学生举行了反内战集会。国民党特务对集会进行镇压，造成了一二·一昆明惨案。为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重庆学生呼吁各界援助受伤同学，王若飞和董必武各捐款1万元表示支持。
为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蒋介石继续玩弄阴谋，同意按照《会谈纪要》，由国民政府召开有各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王若飞给时在延安的黄齐生写信道：“这里(指国统区)追求民主自由的朋友更钦慕舅父在延安如在天上，现在大后方黑暗反动，生活昂贵，真使一般人喘不过气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争取，还需要很大的努力……目前的时局在相当的时期内，内战不会停止，但最后还要走向和平、民主、团结。不管前方打得如何激烈，我们可安坐在重庆谈判，这就是今天政治的特点。”这封信表现出王若飞对时局的洞察与预见。
1946年1月10日，在国共达成停战协定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此次会议共有38名代表，其中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
全体代表被分成五个小组，董必武、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民盟代表罗隆基等组成一个小组，主要讨论政府改组问题。罗隆基是公认的大才子，他追求民主，向往自由，更期望实现国内和平。王若飞在小组会上紧密团结罗隆基，面对复杂、尖锐的局面，他向罗隆基进行大量深刻的分析，并以坦荡、坚韧、博学赢得了罗隆基的钦佩和敬重，从而结成很好的朋友。
每次小组开会，王若飞与罗隆基都要进行会前分析，商定策略。一次开会前，王若飞对罗隆基说：“你可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罗隆基笑着回答：“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
王世杰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法学博士。王若飞为了对付王世杰玩弄资产阶级的法学名词，把宪法学中的一些名词弄得滚瓜烂熟，在斗争中运用自如，使王世杰瞠目结舌。
罗隆基回忆说：“当时，我的确钦佩共产党王若飞代表，他是政治斗争中一员杰出的能将，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守的时候真是坚强。”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称赞说：“若飞先生分析事理之强，记忆头脑之清，对人恳挚，一片真诚，吾无间然，尤其是每次会谈或是会议，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弩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先导。”
用生命践行诺言
1946年4月7日晚，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灯火通明，室内气氛较往日热烈许多。原来，王若飞、博古与出狱不久的叶挺等将于次日同机飞往延安，大家正在话别。
王若飞站在电话机旁，正和罗隆基通电话。他说，由于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遭到严重破坏，将乘机回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最后，他在电话中笑着说：“老罗，你不要轻易让步，随便退却哟!”当听筒里传来“王司令官，你安心回去吧，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话语，王若飞满意地笑了，道了一声“再会”。
次日，王若飞向周恩来道别说：“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飞机起飞后，却一直没有他们安抵延安的消息。时隔三天，周恩来在红岩收到一封急电：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博古、叶挺及美军飞行人员共17人全部遇难。
4月19日，重庆各界群众在青年馆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叙述了王若飞最近两年在重庆为和平、民主、团结所做的努力，悲痛地说：“失掉他，就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他那句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遗言，将成为永久的记忆。”
罗隆基代表民盟在会上发言，他用手恭指着王若飞的遗像，以严肃、坚决而低沉的语调说：“若飞先生，你安心去吧!对争和平，争民主，我是永远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
各界代表纷纷讲话，向烈士表达沉痛的哀悼。在追悼会的祭文中，有人这样评价王若飞：“堂堂王公，坚毅沉着，献替谋猷，悃忱为国。泰山崩前，谈笑自若，庙堂之争，侃侃谔谔。”
4月21日下午2点，中共代表团、中共四川省委、新华日报社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全体同志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红岩的礼堂，参加王若飞等“四八烈士”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周恩来主祭，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廖承志等陪祭。周恩来在追述了王若飞的生平和其他死难烈士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贞不屈和优良作风后，指出“若飞等同志的遇难是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不可补偿的巨大损失，但是大家一定要将悲痛化为力量，要更加努力完成死难者未竟的事业，要以中国民主事业的最后胜利来告慰他们的英灵……”
追悼会持续了四个小时。在同志们的提议下，八路军办事处专门制作了有王若飞、叶挺、博古、邓发、黄齐生头像的“四八烈士”纪念章，章上镌刻着毛泽东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以表达对烈士的纪念。
原载：《红岩春秋》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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