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张学良虽然毕生未曾晤面,彼此却有半世神交。
邓小平对张学良的敬重,萌生在西安事变前。1936年初冬,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率兵在甘肃一带征战,忽然患了非常严重的伤寒病。当时红军药品奇缺。叶剑英知悉后,将红军急需药品和军需的情况,委婉地向张学良作了说明。张学良那时虽然还不了解邓小平,却当即下令从东北军的军需之中给红军解决法币5万元,又批给了1万套棉衣及药品等物资。病中的邓小平在得到张学良拨调的药品和棉衣后,病情一天天地好起来。
此后,邓小平始终记着张学良当年雪中送炭的这件往事。
张学良对邓小平的特殊印象缘于“文革”,他对这位三落三起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心里充满着敬佩之意。他恢复自由以后,多次向由东北前去探望他的乡友们询问邓小平的情况。当他听说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提出欢迎他在有生之年返回祖国大陆时,从心里表示谢意。
1990年5月,当邓小平从《内参》上发现来自台湾的关于《国民党元老张群等拟发起张学良九秩寿庆》的消息,以及有200多位国民党军政人士签名的《张学良先生九秩寿庆发起人名录》时,当即给邓颖超打电话,商量我方在台湾庆祝张学良九十寿辰的时候如何有所表示。邓小平认为:台湾各界人士在蒋经国病逝以后举行的这次“公开祝寿”活动,实际上在暗示着国民党人对张学良数十年幽禁生活的一个“平反”!邓颖超根据邓小平的建议,遂于是年5月30日致电张学良,对他的九十大寿表示祝贺。邓颖超的贺电中有云:“忆昔五十四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殛、国事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以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敬仰”。“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亦必欣然而自慰也。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邓颖超发来的贺电让张学良格外激动。他知道这份简短的贺电背后包含着无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祝福与怀念。所以,命人抄成大字,悬挂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昆仑厅寿庆会场的正中央!
1991年3月,台湾当局允许在台湾幽居数十年的张学良将军赴美国探亲访友。张学良3月11日在台北桃园机场登机时,对记者发表他随时可能返回东北故乡的谈话。邓小平为之感动,当即在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决定派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学良原东北军旧部袍泽吕正操将军前往美国。同时,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委托,又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让吕正操转交张学良。
吕正操一行辗转飞旧金山、洛杉矶,抵达纽约。获知吕正操飞抵纽约,张学良十分高兴。吕正操是他在中共内部感情较深的部下和朋友之一。虽然张学良当时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可是他还是接连会见了吕正操两次。第一次是在他下榻的贝祖贻夫人家里,吕向张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共叙别后情谊。第二次则在曼哈顿中区一家瑞士银行的会客厅里。那里既安静又可回避记者的视线,吕正操则郑重地将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递交张学良本人。张学良很激动。他的眼神不好,急忙戴上眼镜,反复将那封信看了两遍。特别让张学良感动的是,邓颖超在信中提到她是受邓小平先生的委托,诚恳地期盼张学良在方便的时候,返回祖国大陆看一看。张学良当即对吕正操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颖超女士。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张学良又向吕正操询问了邓小平等中共有关领导人的情况。吕正操特别向他介绍了邓小平对他的关注和邀请。张学良听了,眼里泪光闪动,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他尤其对邓小平女儿邓琳在香港托人转送他国画《梅花》一事,始终感念不已,并要求吕正操回国后代他向邓小平致意。张学良对吕正操说:如果我有一天回去的话,一定要去拜访“中枢诸公”!
6月4日吕返国前,张与吕又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里见了一面。张学良将他亲笔写给邓颖超的信交给吕正操代转,信中写有“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会,定当踏上国土”等语,对祖国和中共领导人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吕正操从美国返回北京以后,邓小平又指示以吕正操为主组成一个接待张学良归国的工作班子,准备随时接待张学良,并且为张学良夫妇来后的住处也都做了必要的安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终于没有实现他多年的归乡夙愿,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与神交多年的邓小平相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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